黃興與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經聲應氣求、并肩戰斗九年，后因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而一度分道揚鑣。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就其思想實質而言，乃是兩種自由觀的直接碰撞。

黃興與孫中山

黃興與孫中山合作始于1905年組建同盟會，而其合作的基礎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孫黃的人生經歷盡管各異，但有一點卻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經過西學的洗禮而確立革命思想的。孫中山雖然“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受過傳統文化的薰陶，但從十三歲起到二十六歲，卻主要置身于夏威夷、香港等資本主義社會，接受著系統的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從而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制度的強烈反差，痛感祖國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難，于是乎產生了“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愿望。他提出必須“步武泰西，參行西法”，把西方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

孫中山與黃興如何從團結奮斗到最后分道揚鑣的？

孫中山早年的自由觀承認“人人有天賦之權”（《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強調自由“專為人民說法”，“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這顯然帶有十七世紀英國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觀的烙印�；舨妓�、洛克都強調天賦人權，在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上，主張個人是第一位的，社會、國家是第二位的，個人是本源，社會、國家是派生的，個人是目的，國家是手段。

孫中山與黃興如何從團結奮斗到最后分道揚鑣的？

黃興從小受到封建教育，讀經書，習八股，應縣試，沿著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前進。1898年正當戊戌變法運動趨向高潮之際，24歲的黃興進入張之洞創辦的以“中體西用”為宗旨的兩湖書院，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主學說，“對西洋革命史及盧梭《民約論》諸書，朝夕盥誦。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腦蒂中矣”（《黃興在湖南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

1900年，黃興曾參與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長江流域組織的自立軍起義活動，并賦詩抒發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懷：“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杰，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1902年黃興東渡扶桑，留學東京弘文學院。他的摯友龍紱瑞說：“光緒庚子以后，國勢阽危，留東人士咸思自奮。惟派別分歧，主張各異。先生則醉心盧梭《民約論》，力主根本改革”，推*翻“專制政體”，“創建共和”，使中國“立于世界競爭之場”（《黃克強先生癸卯華興公司革命避難西園事略》）。

孫中山與黃興如何從團結奮斗到最后分道揚鑣的？

1905年，黃興與孫中山殊途同歸，攜手創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說：“民黨以主義、政見為團結，官僚派以金錢飯碗為團結。”孫黃團結自然也離不開“主義”和“政見”。這可以從孫黃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總章》和《軍政府宣言》得到說明，如其中宣稱：“我等今日與前代殊，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

可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和資產階級民主決策、相互制約機制等，是孫黃合作的“主義”和“政見”，也是他們共同奮斗的基礎和目標。孫中山作為總理，是由會員投票公舉的，任期和權限也均有限制。

孫黃從團結奮斗到分道揚鑣，導源于1914年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

二次革命后，孫黃流亡日本。孫中山“夙夜以國事為念，每睹大局之顛危，生民之涂炭，輒用怛惻，不能自已”，于是決定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再圖革命，蘄以犧牲之精神，盡救國之天職”。他“鑒于前車，懲于覆轍，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從、無統一兩大端”（《致黃景南等函》），因而中華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的要件”（《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

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中華革命黨總章》），“甘愿服從”孫中山一人（《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據親歷者居正回憶，孫中山以堅定的態度、強硬的語氣對“革命同志”說：

一、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

四、再興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志，況并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余地的。（《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