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有一個誤區——以派畫線，作“一刀切”的評判。比如，受謳歌變法的思維定勢的影響，對歷史上的反變法者多持否定態度，認為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是陰險的小人等，而事實往往并非如此。

漢朝獨尊儒術后，歷朝實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飽讀經典，入仕做官，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對變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學者名流構成，地位可能較高，但大多沒有政治、經濟的實權，平素以俸祿為生，并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點決定他們很難跟所謂的“利益集團”沆瀣一氣，在歷史上也找不到他們受“利益集團”指使或接受其資助的材料。

更不能認為反對變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試想當變法派策動皇帝，掀起變法大潮的時候，如果隨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順風順水，又可能渾水摸魚，謀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這種得罪君主、同僚，影響自己政治前途和經濟利益的舉動呢？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他們能堅持自己的立場嗎？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國古代歷朝的反變法人物的道德素養普遍高于變法派。比如在反對北宋王安石變法的人物中，有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范純仁、蘇軾那樣的學者、詩人、政治家，他們不僅學術水平高，而且道德修養好，備受打擊仍不改初衷，是公認的君子類型的人物。司馬光晚年掌權，盡廢新法，但推動朝廷禮葬王安石，不抹殺其功績。相反，變法派一朝得勢，便黨同伐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僅因為政見不同，王安石就對年輕的蘇軾百般排斥，屢進讒言，由此看來，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嗎？

說到這里，讀者可能會問，這些人是基于什么樣的認識來反對變法，站到變法派的對立面上的呢？

其實，這主要應該是治國理念上的分歧。

據《宋史》記載，司馬光首創了一個對變法派具有極大殺傷力的“理論武器”——祖宗之法不可變， 成為歷代反變法者長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來，這可能是迂腐到極點的觀點，因為“變”是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祖宗之法為什么不可變？但稍加分析，就可見這一觀點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無法否認經濟窘迫、社會危機、國力衰弱的事實，但他們往往會提出這樣的質問：此時經濟形勢再惡化，也強于王朝初期的一窮二白，同樣一部法，為什么祖宗的時候能維持國家的持續發展，現在就難以為繼了呢？換言之，是法壞了，還是人壞了呢？如果是人壞了，歪嘴和尚念歪經，換成什么樣的法能解決問題呢？如果是人壞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豈不是舍本逐末？

中國古代講究敬天法祖，祖宗是個神圣的觀念，哪位子孫敢自認為比祖宗還偉大？漢朝有一個“蕭規曹隨”的典故，說的是惠帝的時候，曹參任丞相卻不積極工作，整天飲酒作樂的故事。惠帝心中當然不滿，找人提醒曹參。曹參進宮質問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漢高祖嗎？”惠帝不假思索地說：“我哪里比得上先帝！”曹參又說：“陛下看我跟蕭何丞相比起來誰更高明呢？”惠帝說：“你好像比不上蕭何。”曹參說：“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換言之咱君臣倆你比不上劉邦，我比不上蕭何，還折騰什么？你無為而治，我恪盡職守，不就行了嗎！惠帝豁然開朗，就不怪罪曹參了。眾所周知，在漢朝的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蕭規曹隨”跟文景之治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多事，不生事，不擾民，兢兢業業地貫徹好已經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難道沒有合理性嗎？

中國古代歷朝反變法的理由還在于“與民爭利”。這關系到對國家職能的認識，治國不是經商，不能以盈利為目的，任何一個政府，都要把維護社會秩序和基本的價值觀、追求社會和諧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應該讓利于民，藏富于民，絕不能與民爭利，所以，這是頗有殺傷力的指控。

在北宋變法中，王安石受到了“與民爭利”的指責，他為自己辯解，強調并未提高賦稅標準，也沒新設稅種，怎么說是與民爭利呢？司馬光反唇相譏：天下的財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公家，想讓國家富裕又不取之于民，你從哪里�。克抉R光進而指出，這種觀點本來是當年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把戲，如果沒有盤剝百姓，怎么會群盜滿山，難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嗎？ 事實也是這樣，全國的財富總量是一定的，國家掌握的財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額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無以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變法似乎沒有加賦，但他為了增加國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馬法等措施觸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賺錢的商業、金融業的某些領域由國家壟斷起來，成為國家的專利；而把不賺錢的某些“國營經濟”改制為民營，把虧損轉移到民間。這樣一來，國家只賺不賠，而百姓則虧損自負，這不是與民爭利是什么？

其實，王安石并沒有兌現不加稅的承諾，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種變相加稅的辦法。眾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員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從事雜務的衙役，這些人本來由當地百姓輪流充當，由于流動性大，自然責任心不強，業務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輪流為政府服役，而是按戶交錢，供國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職業化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繳納的“免役錢”普遍高于政府雇傭衙役的開支，結余部分就充實了國家財政，這不是變相加稅是什么？總之，王安石變法確實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并沒有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這是史學界的共識。

自古以來，老成的政治家重視法制的穩定性、連續性，因而對變法持謹慎態度。當年商鞅變法，反對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變法”的觀點。 意思是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變原來的法度。司馬光也說過：“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 在他們看來，變法是不得已的事兒，難免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百姓的無所適從，如果沒有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這個風險，這無疑是有價值的看法。

中國歷史上反變法的理由還有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等。確實，歷朝的變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敗現象，而且難以根除，變法成了某些人魚肉百姓、中飽私囊的遮羞布，這也是變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結黨問題更為嚴重，像王安石、張居正等變法的領導者任人唯親，黨同伐異，不留余地；很多官員投身變法，只是借用這條捷徑來實現飛黃騰達的目的，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投機，以致朝秦暮楚，內訌和分裂不斷，在這無休止的紛爭中，王朝走向沒落，而王安石、張居正等人富國強兵的初衷最終并未實現。

前面說過，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認當時國家經濟窘迫、社會危機的現實，他們反對變法，并不意味他們坐視危機的惡化而袖手旁觀。一般來說，歷朝的保守派普遍認為，挽救危機的辦法在于皇帝要以身作則，艱苦樸素，扭轉官場風氣，還要把好用人關，任用君子、賢人，并且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提高官員以及全體社會成員的道德素養。針對國家的經濟危機，保守派的共同主張是厲行節儉，少花錢，把開支降下來。這樣一來，整個國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遠離了內憂外患，即使窮點兒，也是個和諧的社會。從理論上講，這些建議是有價值的，但在實踐中，又不免顯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變法與保守的兩難，歸根到底，這仍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的結果，換言之，當一個王朝衰敗的命運已經鑄成后，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