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發展到一定階段，往往弊端叢生，內外交困，在這種情況下，是大刀闊斧地實行變法，還是兢兢業業地恪守祖宗之制，歷代帝王面臨著艱難的選擇。盡管史學界長期謳歌變法，但歷史上的變法為什么大多并不成功呢？
前文說過，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王朝盛衰的周期性現象——哪個王朝都避免不了興起、鼎盛、衰落、滅亡的過程，于是，王朝的“中期”問題也因之而生。換言之，“中期”就是王朝由盛轉衰的過渡期。表面上看，此間江山一統，金甌無缺，但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國家機器百弊叢生，社會矛盾危機重重，問題成山，積重難返，統治者不甘沉淪，又難施回天之力，整個社會處于焦灼、困頓之中！
處于“中期”的皇帝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如果茍且偷安，不顧長遠，沒落的大趨勢就無法扭轉；如果任用佞臣，胡作非為，王朝就會在下坡路上飛奔，于是，“中期”就變成了“晚期”；相反，皇帝也可以興利除弊，大膽變法，一旦取得成效，不僅能延長王朝的生命周期，甚至可能重現中興。但變法的風險也不小，由此激化矛盾，必將迅速崩盤，結果依然是“中期”變成了“晚期”。
可見，處于“中期”的帝王責任重大，舉步維艱，怎么辦？
（一）
長期以來，史學家熱情地謳歌歷史上的變法，然而，這種謳歌與史實相符嗎？
首先，從秦朝到隋朝，變法并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現象。
中國的皇帝制度確立于秦始皇，經兩漢魏晉迄于隋朝，歷時八百余年，此間，統治時間最長的是兩漢，但并未做過中期調整性質的變法；其余王朝大多短命，興亡合計不過幾十年，“中期”本不明顯，更談不上什么變法了。
其次，唐朝以后，王朝中期變法普遍出現，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從唐朝起，經宋、元、明，直到清朝，多為統治時間超過百年的大王朝，漫長的時光不僅使歷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現，統治者也可以較深入地反思、調整，所以，這些王朝大多進行了中期調整性質的變法。比如唐朝德宗時期的變法、北宋的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等。然而，殘酷的事實是，這些變法大多并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時，盛世景象已成明日黃花，相反，藩鎮割據，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區域日趨縮小，財政稅收入不敷出，社會秩序動蕩不安，國家政權風雨飄搖。鑒于此，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實行變法，以期扭轉衰頹的國勢，重現王朝的生機。
德宗變法中最精彩的內容是兩稅法。兩稅法改變了原來的納稅依據——從以戶口為主，到以戶口、土地并重，從理論上講，這減輕了無地少地的農民的稅賦負擔，擴大了稅源，也體現了富者多納稅，貧者少納稅的平等原則，而且，一年分兩次征收，取消了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簡化了賦稅的征收成本。
但是，兩稅法實行的結果卻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戶稅部分，政府以錢計稅，納稅人交錢完稅，而當時并不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有限，以致農民賣掉收獲物，不僅多受一層商人的盤剝，而且，人人爭相換錢，使得物賤錢貴，農民的負擔反而沒有減輕。再比如，實行兩稅法以后，土地可以合法買賣，這樣一來，土地兼并更為嚴重，社會矛盾趨于激化，變法不得不草草收場，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等大多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毫無疑問，這些變法具有進步意義，不僅一些有價值的舉措為后代繼承，促進了古代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時間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從長遠來看，并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不僅變法者身敗名裂，還累及國運，間接成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這又是為什么呢？
史學界普遍認為，古代歷朝變法失敗的原因有三：
1.變法沒有得到皇帝的強有力支持。
2.變法觸動了實力集團的既得利益，引發他們動用一切資源拼死抵制、破壞，比較而言，變法派的勢力相對弱小。
3.變法的舉措可能因超前而不盡符合實際，或因變法派操之過急，缺乏冷靜耐心等。
其實，上述認識并未觸及問題的實質，歷代變法失敗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換言之，當一個王朝衰亡的命運已經鑄成的時候，往往并非人力所能改變。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遠非開國時代可比。想當年艱苦創業，大刀闊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遠大，臣子艱苦樸素，兢兢業業。而今文恬武嬉，安于享樂，皇帝也沒有了祖輩的威風，根本約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墮落，更何況很多皇帝帶頭腐敗，上梁不正下梁歪，國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時，和平時間一長，人口肯定越來越多，而國土面積的擴張卻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吃飯問題、就業問題尖銳地擺在統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國是農業社會，經濟形態單一，基本無力解決上述問題。而且，隨著人口的膨脹，官僚隊伍必然擴編，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吏與民爭利，無所不用其極，普通百姓越發沒有活路了。種種問題的積累，預示著大動蕩的不遠，在這種情況下，企圖通過體制內的調整，緩和矛盾，扭轉危機，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
表面上看，變法比革命的代價小，但就難度而言，卻遠遠大于血流成河的革命。因為革命只有一個敵人，大家戮力同心，舍命向前，往往可能死里求生，殺出一條血路。相反，變法是在維護現有體制的前提下，重新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達成妥協，要處理的關系堪稱千頭萬緒，面臨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極大的勇氣和運用極高的政治斗爭藝術，其難度可想而知。
古話說得好：打鐵先要自身硬，而中國古代王朝中期的變法家的群體形象卻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領導下的變法團隊大多由見風使舵的政客、首鼠兩端的小人、貪污腐敗的官吏構成。當時皇帝傾向變法，變法成為時尚，于是，一些人前來投機。像變法派的第二號人物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親信，據說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為了爭奪宰相的位置，呂惠卿對王安石無情打擊，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位變法干將鄧綰本來靠巴結王安石起家，見狀立即墻倒眾人推，加入到打擊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見王安石有東山再起的希望，又搖身一變，轉而攻擊呂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責鄧綰無恥，他居然回應說：“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 至于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變法派中的先鋒干將。
歷代變法派往往有一個難以掙脫的“小辮子”——腐敗。他們要重振朝綱，而自己的操守卻不干凈。王安石變法中，變法派里面不乏腐敗分子，借變法之機貪贓枉法，搜刮民財，但王安石本人尚屬檢點。而明代變法的領導者張居正卻不能以身作則，他獨斷專橫，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猶以為無下箸處”，死后被抄家，沒收的財物折合白銀近二十萬兩，良田幾百萬畝。當然，這很可能是家鄉親人、仆人背著他所為，但他主政期間，三個兒子考中進士，而且名次極為理想——一個榜眼、一個狀元，這是偶然的巧合嗎？天下的讀書人會心服口服嗎？這些人推行變法，怎能不讓人懷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擋得住反對勢力的反攻？
史學家還抱怨古代的變法沒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實，中國古代的皇帝代表著各方面的利益，帝王術的基本原則是“平衡”，而不是“選邊站”，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變法一天也堅持不下去；但隨著變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皇帝統籌全局，自然要隨時調整，要想讓皇帝孤注一擲，投身變法，本身就是違背王朝政治規則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如果說王朝中期的變法鮮有成功的話，王朝晚期的變法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危險的舉動。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果不搞變法，一個衰敗的王朝尚可維持時日，一旦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會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脫脫急于挽救王朝，搞“舊政更化”，推行與漢文化接軌的變法舉措，又在經濟上減輕人民的負擔，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然而，針對通貨膨脹進行的鈔法改革導致經濟失控，疏浚黃河的最直接結果是千千萬萬的治河民工在工地豎起了反元大旗，最終脫脫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并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統治者急于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結果激發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終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后，有遺老反省，認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雖以無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說，即使推行獨裁統治，誰反對就鎮壓誰，也不會那么快地亡國。
可見，變法往往是一劑猛藥，而衰敗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過急，用藥過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過程；即使變法稍有成效，也不過延長統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轉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運的靈丹妙藥，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