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創造性轉換”
1916月6月，袁世凱在復辟帝制失敗后去世，借袁世凱之力推行的孔教運動也因此遭受了滅頂之災，“孔教與帝制， 有不可離散之因緣”，當人們形成這樣的觀念，這場運動便走到了盡頭。
但是，這并沒有打擊章太炎等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信念，相反，晚年的章太炎在蘇州成立“國學會”，后又創設“章氏國學講習會”，開設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等課程，不遺余力地呼吁尊孔讀經
這時的章太炎，就特別強調孔子與儒學的文化意義，他曾剖白他提倡“國粹”的目的所在：
“今者新奇之說，流為格言，日驅人于頑間而不返者，曰：‘發展個性也。’曰：‘打倒偶像也。’發展個性，則所趣止于聲色貨利，而禮義廉恥一切可以不顧。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無形者，皆以偶像觀之，若國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無往而非偶像者，亦無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則于禽獸奚擇焉？世以是亂，國以是危，而種族亦將以是而滅亡矣。”
顯然，章太炎的心中，傳統文化中的“義”，在一個重“利”的社會中是多么重要——脫離了政治的因素，文化的部分從儒學的藩籬中掙脫出來，使得儒學更加具有了近代的意義，而不再是闡釋統治思想，或者是為禮教背書。
嚴復同樣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價值是對德性生活的極端重視，而儒家的學說尤其如此。他承認西方文化長于智性的發揚，故自然科學最見發達，而中國文化卻以道德之教為深邃。他指出：“中國舊學，德育為多，故其書為德育所必用”。
辜鴻銘則認為：“在人類社會的初始階段，人們不得不利用物質力量來壓抑和克制其內心的情欲，這樣，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純粹的物質力。但隨著文明的進步，人類逐漸發現，在征服和控制人類情欲方面，還有一種比物質力更加強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
在這方面，中國的儒家學說所塑造的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的道德精神，正好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我的確相信，歐洲人民于這場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者按）之后，將在中國這兒，找到解決戰后文明難題的鑰匙。”
這批早年“先進”，晚年“保守”的知識分子，既承認西學東漸之大勢，又從西學東漸中痛感傳統文化之不可或缺，于是融匯中西、實現傳統到現代的“創造性轉換”，成了他們晚年致力的事業。辜鴻銘一直以極大的熱情將中國的經典翻譯到國外，嚴復晚年將精力大部分用來研究《莊子》，他曾說：“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而晚年章太炎，也從為“學問而學問”抽身出來，強調學問的“致用”，希望人們從經史中能吸取修己治人之法。
這種“創造性轉換”的嘗試，也不免影響到了后世的學人和執政者。我們將在后面的篇章繼續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