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錦州是個大昏招

歷來人們關注的都是九一八事變中沈陽的不抵抗，但從史料來看，蔣介石是否曾經下過不抵抗的命令還有爭議，相關證據只是孤證，算不上確鑿。要知道當時張學良對東北軍是有絕對控制權的，退一步說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東北軍肯定是服從指揮。所以張學良難辭其咎。

但不可否認，張學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一貫對日政策的大環境是分不開的。在此前的濟南事變、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等中日糾紛中，南京國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寧人的立場，不惜以滿足日本的要求來換取事件的平息。從蔣介石到張學良對突然爆發的九一八事變都缺乏足夠清醒準確的判斷，依然還是延續既定方針，這無疑對于張學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響的，即使蔣介石沒有明令，他同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果說九一八還是突發事件，判斷和應對出現失誤還有點原由，但是丟失錦州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從九一八到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個半月的時間，當時的東北軍無論是訓練還是裝備，在中國的各路地方軍隊中都是一流水準，但沒有什么反攻沈陽的主動行動。

此后，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

錦州有東北軍的東大營，戰備物資和指揮機關一應俱全。錦州以北是狹長的錦西走廊，兩側都是山地，日軍來攻，大部隊難以展開。錦州以南則是山海關，可以作為防守錦州的堅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卻想以錦州中立換國聯支持。

既然準備這樣解決，錦州自然不容有失。時任外交部代理部長、與張學良私人關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于11月23日致電張學良：“弟意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否則東省全歸掌握，彼于獨立運動及建設新政權等陰謀必又猛進，關系東省存亡甚巨。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與今晨外委會討論眾意僉同。頃見蔣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張。”29日，顧維鈞和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如日方無理可喻，率隊來攻，仍請吾兄當機立斷，即以實力防御。”

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衛。

12月8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遭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言辭之嚴厲，前所未有，但從文字來看，外交考慮仍在里面占了相當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滬會戰中，蔣介石仍舊以“外交”為第一出發點，考慮戰略問題。

為了增強張學良固守錦州的信心，蔣介石和宋子文還提議可以派空軍和中央嫡系部隊、稅警部隊等前來增援，并都歸張學良統一指揮，甚至還提出可以給予東北軍軍費援助。

但是，國民政府的前后反復，不可能對張學良的判斷毫無影響。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軍費，從軍閥混戰期間蔣的表現來看，完全可能是口頭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條件都沒能堅定張學良的信心，最后他還是選擇棄城而退，甚至連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沒有。

后來張學良曾經談及放棄錦州的原因，一是沒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贏；二是怕自己的部隊在作戰中的損失得不到補充——之前的中東路沖突不就是這樣嗎？在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隨著張學良在錦州的不戰而退，東北局勢也就雨打風吹花落去，再也無法挽回了。日軍隨即轉兵向北，馬占山的部隊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實際上軍事策應的可能，終于被日軍擊潰。東北各地其他自發的抗日武裝也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士氣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揮和協調，很快也被日軍各個擊破。東北三省128萬平方公里領土，相當于日本國土的3.5倍，3000多萬人民都落入了日軍手中。

同時，恐日動搖的情緒也在東北軍內部彌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熱河抗戰和長城抗戰中，東北軍各部毫無斗志，爭先逃跑。在錦州不戰而撤給予東北軍自身巨大的心理打擊，最直接的惡果就等于是自廢武功。

日本方面，關東軍“下克上”吞并整個東北的行為取得了完全勝利，這進一步激發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堅持侵略路線的瘋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事情最初的階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輕輕落下”，小心翼翼，試探性質很強，可一旦得手，就立刻進入癲狂的興奮狀態，開始不顧一切地冒進蠻干。之前的甲午戰爭、之后的偷襲珍珠港，無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變輕松得手，日本軍國主義對侵略中國也進入瘋狂狀態，并在六年后發動了盧溝橋事變，最終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也將自己拖入了對華作戰的大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