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思-本尼迪克在被公認為研究日本國民性最權威的著作《菊與刀》中這樣概括日本人的社會心理(國民性)：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
日本人好斗而又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而又有禮、冥頑而又善變、馴服而又叛逆、忠貞而又背棄、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一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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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幾乎相互對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為一體，只不過不同時候表現不同方面而已——對外人和弱者與對本集團內部的人和強者的態度截然相反。
魯思-本尼迪克在《菊與刀》中對日本人性格的兩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戀愛;既可以無私地承受極端的義務，也可以沉湎于享樂和安逸。既可以謹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夠勇敢得有些魯莽;既殷勤有禮，又傲慢不遜;既對上級馴服盲從，又會頑固地反抗違逆。既極端地保守，又非常地開放;既有菊的柔順和傷感，又有刀的鋒利和進攻性。
然而，從這些表面的對立中，我們卻可以看出其本質精神的一致。那就是：無論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絕對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極端，歸根結底，這是將現世神圣化、絕對化和惟一化的必然產物--”刀是僵硬、魯莽、野蠻的刀，菊是頹廢、癱瘓的菊，它們缺少的恰是理性的節制與溫和“。
”必須面對外在壓力并對此臣服“的現實感催生了日本的”恥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