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能夠申請再審

實際上，在兩場討論會中，專家們討論的焦點始終是圍繞著二審判決是否合理，包括依據沒有關聯的合同解除其他的合同，并判決股權全部歸還;本案是否可以申請重審等內容展開的。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榮軍認為本案可以申請再審，他的理由是，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再審理由共有十三項，本案里可以再審的理由占到了其中的九項，“除了貪污受賄等情況以外，其他全部符合。尤其是事實沒有查明，簡直是顛倒黑白。這樣適用法律，明顯帶有故意的成分，肯定是枉法裁判，這是法治倒退的體現。”

梁慧星則認為，二審判決書中只引用了程序法條文判決，而沒有引用任何一條實體法的條文，這是前所未有的，“一審判決就沒有實體法條文，只說為了公平，作為最高法院又重復了這一點，也沒有說明根據哪一條法律進行判決，這怎么能讓人服氣呢?最高法院這樣的判決，完全是不講理，也不講法律嘛!實在說不過去。”

此外，他指出，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涉及案件的幾份合同的真實性、有效性都沒有做出認定，那法院判決的事實依據是什么?合同是不是案件的基本事實，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是否履行?有沒有違約情形?這些都是不是基本事實，《置換協議》到底是真還是假，真實的合同與虛假的合同法律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怎么能說真假一樣，又判決解除，“二審判決中完全沒有進行認定，這是典型的認定事實不清。”

“最高法院依據公平原則，做出判決，這是錯誤的。”梁慧星說，誠實信用原則是裁判原則，但公平原則不是裁判的規則，不能把違背公平原則作為判決的依據。我國的合同法對凡是不公平的情況，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應當依法處理不公平的情況。

如合同法第53條顯失公平的規定，就是說合同訂立時顯失公平，一年以內可以撤銷，但超過期限就不能撤銷了。還有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說的因情勢變更而解除合同，但是這也有個時間點，就是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畢之前發生異常變動導致失衡才能用情勢變更規則，“二審判決以利益失衡、符合公平原則等作為判決的理由，顯然沒有法律依據，看上去判決很有理，實際上是糊弄人的，是以公平作為借口做不公平的判決。”

根據梁慧星的說法，合同法上說的公平，不是一般的公平。合同法第四條規定了合同自由的原則。既然雙方當事人都是商人，那么雙方約定的就是公平的，只要不違法，不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法院就沒有權利干預，“一審法院糊涂，二審更糊涂。”

他說，如果煤炭價不漲，也就沒有了這個案子�，F在煤炭價漲了，才有了這個案子，“美國有一個禁反言規則，訂合同后不能反悔，我們沒有，但是我們的合同法很嚴密。即使要解除合同，要嚴格按照合同法的規定，不僅是退款的問題啊，還有損害賠償的問題啊，對股權增值部分如何處理，涉及評估的問題等等。”

梁慧星覺得二審判決解除《合作協議書》，也沒有法律依據。他解釋說，合同的解除是有效合同的消滅。《合同法》第93條第一款規定了協商解除、93條第二款規定了約定解除、第94條規定了法定解除，但這些對本案均不合適。法定解除包括目的落空與根本違約，這些情況本案都不存在。所以，二審判決解除《合作協議書》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就胡亂找個理由進行判決，這是枉法裁判。”

梁慧星還直言不諱地指出，本案一審判決是錯誤的，二審也同樣是錯誤的，都是事實認定不清，法律適用錯誤，“我希望參加這個研討會，提出以上意見，是因為這個判決是最高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的判決對全國都是有指導作用的。這個判決顛覆了十幾項法律原則和制度，如果下級法院都效仿這個判決—所有的合同都以價格賣低了、不公平為由解除，那法律關系就亂了，社會就亂了，社會穩定就不存在了，法治國家就很難實現了。我期望能通過參加這個研討會，盡一個法律人的責任，挽救一下我們自己對法律的信念，挽救一下我們國家的法治。”

關于本案，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崔健遠稱，即使按照《戰略合作協議》有若干項安排或者有其他幾個合同，也要考慮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和合同的相對性。他說，一定要區分法律關系，當事人到底是沒有履行哪個法律關系中的義務，要弄清楚。最高法院的思路是把幾個合同關系混在一起，來一個共同認定，這是不行的，應該要把法律關系區分開，“《合同法》規定合同可以部分無效或者部分解除，不能說一部分要解除就必須解除整個法律關系。”

“整個案件二審法院是主動出擊。不考慮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而是一籃子全部審查，這個思路在程序上是有問題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尹田稱，二審判決在實體上的最大的問題是事實不清。

而關于法律適用的問題，尹田說，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據法院也沒有找到。解除合同，必須要找到法律依據。二審判決解除《合作協議書》的事由沒有說清楚。違約違的是哪個約?就算要解除合同，判令返還股權，這樣簡單的處理合理嗎?股權是營業性財產，股權的價值會發生變化，股權的返還究竟應該還多少才合適呢?營業性資產的解除處理沒有考慮到股權現在的價值，增值情況，就等于是讓出讓人全部獲得了，這就是不公平，“這個判決顯然是失衡的。”

陳蘇稱，二審法院在判決股權返還上失去一個利益平衡。股權在經過一定期間后價值發生變化，如果返還應當經過清算，這個清算應當在判決中體現出來。五年前的轉讓不管它有道理還是沒道理，五年之后它的價格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變化導致的股權增值，即使轉讓無效，因市場因素而增值的部分也應當歸于受讓人而不應當歸于轉讓人。如果返還股權，二審法院應當判決進行清算，不能將增值部分完全判歸轉讓方，這在根本上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他說，股權是特定物，總是在不斷變化，這個有當事人的預期在里面，雙方當事人愿意以更高的價格買，誰能管得著呢?因此，除了上市公司，一般股價沒有什么市場價格。二審法院以所謂的市場價格認定涉案股權轉讓價格不符合市場價格，這種做法是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常識的，這是有問題的。“法院實際上是支持當事人因為自己的錯誤而得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