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女士說,老人實際上是一名退休教師,在杭州獨居,每月退休工資有五千多,但老人一直省吃儉用,撿些瓶瓶罐罐,大部分收入都用在捐資助學,從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性捐贈三四百,到現在的三四千。僅吳女士簡單整理的捐資助學憑證,大大小小就有數十張。老人甚至簽了遺體捐贈志愿表,身后愿意捐贈遺體和所有的可用器官。
吳女士說,“這些都是我父親捐資助學的東西,都是匿名的,我們收拾遺物時才發現,先前不知道。我就覺得我父親過的苦行僧一樣的生活 …… 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很慚愧。”
吳女士說,老人實際上是一名退休教師,在杭州獨居,每月退休工資有五千多,但老人一直省吃儉用,撿些瓶瓶罐罐,大部分收入都用在捐資助學,從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性捐贈三四百,到現在的三四千。僅吳女士簡單整理的捐資助學憑證,大大小小就有數十張。老人甚至簽了遺體捐贈志愿表,身后愿意捐贈遺體和所有的可用器官。
吳女士說,“這些都是我父親捐資助學的東西,都是匿名的,我們收拾遺物時才發現,先前不知道。我就覺得我父親過的苦行僧一樣的生活 …… 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很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