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縣有朋，歷任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和首相。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為日本最有權勢的元老 ，是日本陸軍之父，開啟了長州藩軍人控制陸軍的傳統。
眾所周知，日本明治時代，有“陸之長州，海之薩摩”的說法，陸軍上層人事長期為長州藩出身的將官把持，代表即山縣有朋，后繼者則是田中義一，但同樣也有薩摩出身的派系，如上原勇作、大山巖和后繼者宇都宮太郎等人。
藩閥人事在日俄戰爭前后依舊發揮著作用，甚至連戰爭中各軍的人事安排也會受到這種出身的影響，看起來非常可笑。
在將帥階層是如此，由山縣有朋一手建立的陸軍幼年軍校、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的一整套軍官培訓體系量產出的“職業軍人”團體，在自幼幾乎與社會隔絕的軍隊環境下，形成了特殊的人際關系。
比如陸軍大學高名次畢業的優秀分子會被分配到陸軍省、參謀本部和教育總監部這些中央“官衙”擔任幕僚，然后派駐外國擔任武官或進行情報調查2年，繼而調回國內擔任“省部幕僚”，像“巴登-巴登三羽烏”中的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畑敏四郎，以及后來者的東條英機就是這種類型，他們提出的目標也是“破除藩閥人事”和“建立總體戰準備”。
說到底，就是想早上位、快上位。
借助二?二六兵變的清掃，這些分屬“統制派”、“皇道派”的精英們也確實快速上升，后來發展的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孝太郎、松井石根、中島今朝吾，下村定、磯谷廉介等7人，都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升為將軍。
與他們不同的是，士官學校考不上陸大的軍官們，會一直在部隊里擔任中下級軍官，被稱為“隊附將校”，絕大多數都在大尉到中佐的階段退役。
反觀1936年二?二六兵變中的19名主謀軍官，盡管出身各不相同，有的父親還是少將，也都屬于這個階級，換言之，除非人品大爆發，他們將永居下僚，永遠不可能爬上去決定日本陸軍乃至日本的命運。
政變的成功，既是理想主義的迸發，同樣是他們現實中飛黃騰達的唯一機遇。
當然，他們的理想主義摻雜著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成分，也有皇道派鼓吹的精神致勝囈語，精神領袖就是陸軍大將荒木貞夫，他的名言是：
“物資不足，我們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萬竹槍，列強不在話下!”
二戰期間，扛著竹槍訓練的日本婦女，荒木貞夫的瘋狂在他離開軍隊后得到了全民貫徹，因為他在1938年又做了負責宣傳教育的“文部大臣”，搞出了“國粹主義教育論”，并成為25名甲級戰犯中的一員。。
至于北一輝那套帶著社會主義革命色彩的理論就更不用說了，“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基本人權、普及教育、廢除貴族院、土地改革、建立普選、解體財閥、限制私有財產、削減皇室財產、日朝合并、對外擴張”，連天皇都要交出絕大部分財產來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還指望昭和天皇能夠支持他們的“維新”?
后人評論伊藤博文說：“他到死也沒有認識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憲法(即所謂《大日本帝國憲法》)上開了一個多么大的口子。”指的就是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的“天皇統帥陸海軍”，而非“天皇是陸海軍的統帥”。
問題在哪里呢?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日本資產階級憲法學權威、日本國會貴族院議員美濃部達吉曾提出一個“天皇機關說”的憲法學說，即日本的立憲君主政體是天皇和代表國民的帝國議會(眾議院)共同進行統治的君民共治的政體，天皇和帝國議會都是國家的直接機關，因而天皇的權力應受到憲法的制約，而不是絕對無限的。
此論流傳很久，而且受到元老西園寺公望、內大臣牧野伸顯和學術界的廣泛支持，就連昭和天皇本人，都在和本莊繁(時任侍從武官長)和鈴木貫太郎(時任侍從長)的談話中表示認可這一觀點。
但是“天皇統帥”的陸軍和一系列右翼團體堅決反對，在1935年掀起了反對“天皇機關說”的“國體明征運動”，指責美濃部達吉“慢性謀反”，是為“學匪”，就差沒說他是“和奸”了。最終逼迫當時的岡田內閣兩次發布聲明，明確：
“認為統帥權的主體不是天皇，天皇是國家機關的所謂‘天皇機關說’，乃是有悖于我國神圣國體的過分的東西，必須堅決刈除。”
1935年4月美濃部達吉博士在家中改訂自著，他的“天皇機關”學說當年被指控犯了“不敬罪”，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之職，遭東京大學解聘，隨即其《憲法概要》等五部著作被禁止發行，甚至受到異議人士的刺殺，不過幸免于難。
在軍部面對身為天皇代表的元老+宮內集團+政黨+議會的聯盟時，軍刀輕易刺穿了書本，需要注意的是，“明征國體”同樣是一年后二?二六兵變所操的核心宗旨。
而在二?二六兵變中陸軍集團對于鎮壓的拖延、猶豫，甚至對天皇本人堅決鎮壓命令的陽奉陰違，也可以看出，天皇統帥的陸軍早已成為擁有自己意志的怪獸，他們無條件效忠的對象，根本不是人格化的天皇本人，而是虛幻的天皇主權，只要他們覺得目的正確，一樣可以將天皇玩弄在鼓掌之間。這一點，一定要點明。
所以，當昭和天皇責問陸軍大臣鎮壓兵變遲緩時，陸軍大臣即以政變士兵的“愛國心”和部隊調動等等理由搪塞，不愿以武力剿滅叛亂，直接觸怒了昭和天皇：
“朕最信賴之老臣為彼等悉數擊倒，此不啻用綾緞絞朕之首……若陸軍不行動，朕當親率近衛師團鎮壓!”
而日本海軍則由于長期的英式訓練，而處于相對超然地位，即使是天皇的平叛令，也是要求陸軍執行，只是由于二?二六兵變中有3位海軍出身的閣僚被刺殺，刺激了海軍主動加入鎮壓，甚至連長門號戰列艦都把它410毫米的主炮指向了東京。
至此，借著天皇的明確表態和海軍巨炮的壓力，二·二六兵變后，以石原莞爾和武藤章為代表的“革新幕僚”開始積極地對軍隊內部進行清洗，12名陸軍大將有9人強制退役，所有曾經向叛軍表示支持的高級將領全部被調到偏遠地區任職。
又以防止轉入預備役的皇道派大將謀求陸軍大臣職位的名義，逼迫新任的廣田弘毅內閣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允許現役大將擔任陸軍大臣。這個制度的危險性在于，陸軍只要覺得內閣不合己意，即可要求陸軍大臣辭職并不推舉繼任人選，讓內閣因缺員而倒臺。
可謂軍隊逼迫政府屈從的一大殺手锏，原本為財閥所操縱的政府，也屈服在陸軍的馬靴之下。
至此，“巴登-巴登盟約”中關于人事和總體戰的目標終于完全實現，日本徹底走上了軍國主義的快車道，向著世界大戰的方向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