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中山看來，辛亥、癸丑兩次革命之所以失敗，在于“當時之黨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辛亥、癸丑兩次革命失敗，雖然與同盟會、國民黨的組織渙散、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有著密切關系，但主要原因卻在于敵強我弱和革命黨戰略失誤。黨員不“服從黨魁”固然不利于“統一號令”，但強制黨員“服從黨魁”就能夠“統一號令”么？
何況作為黨魁的孫中山，在某些歷史轉折關頭，也并非總是站在正確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會停止武裝斗爭、將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的這種“巨大的政治錯誤”（《復蘇聯外交委員齊契林書》），最后決策者正是“黨魁”孫中山。他對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在孫中山看來，同盟會、國民黨之所以不能“統一號令，服從黨魁”，是因為“當時立黨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說”（《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歷史喜歡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說”的倡導者，如今卻一變而為黨員“自由平等”權利的剝奪者。
早在1912年孫中山的自由觀就發生了微妙變化，強調“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官吏、軍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為國民公仆，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軍人的天職是“犧牲個人之自由，個人之平等”，以為“四萬萬同胞謀自由平等，使四萬萬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
及至1914年，孫中山把剝奪自由平等權利的對象，又從官吏、軍人擴大到黨員。黨員既“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誠然，遵守國法、軍紀、黨紀，為全國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無疑是官吏、軍人、黨員的天職，但絕不應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在國法、軍紀、黨紀允許的范圍內所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官吏、軍人和黨員倘若喪失這些自由平等權利，就必將淪為任人指使的馴服工具，泯滅個性和首創精神，還怎么能夠為全體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呢！
在孫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革命之導師”、“共和”和“民主”的象征，黨員若想“再舉革命”，就必須“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他，“如眾星之拱北辰”，“如江漢之宗東海”（《陳其美致黃興書》），按照他的指揮棒跳舞。孫中山既把自己神圣化，錯估了自己在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定位，又低估了黨員群眾創造歷史的自覺性，企圖把個人權威建立在強制黨員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杰出的領袖人物，但領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黨員群眾，而以貴族態度對待他們，就必將一事無成。
對于孫中山的這種態度和做法，黃興等一批革命元勛進行了堅決抵制。
黃興認為孫中山要求黨員宣誓愿“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時宜的，“前者不夠平等，后者跡近侮辱。”（《陳其美致黃興書》）黃興在寫給孫中山和劉承烈的信中，闡明了自己的立場：
弟自抵日以來，外察國勢，內顧黨情，鑒失敗之主因，思方來之艱巨，以為此次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試翻中外之歷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義不伸者，是最后之勝利，終歸之吾黨，今吾黨既握有此勝算，若從根本上做去，本吾黨素來所抱之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為小暴動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駭流俗，披心剖腹，將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盡披露于國民之前，庶吾黨之信用漸次可以恢復。又宜寬宏其量，受壤納流，使異黨之有愛國心者有所歸向。夫然后合吾黨堅毅不拔之士，學識優秀之才，歷百變而不渝者，組織干部，計畫久遠，分道進行，事有不統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況更以權利相號召者乎？數月來，弟之不能贊成先生者以此。……弟自聞先生組織會時，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復孫中山書》）
惟興素性迂拙，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茍同。雖以人之如何毀傷，亦不稍為之動。誠如來示所謂“人生以精神貫注而立，大事一線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于欲反對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不惜以權利相號召，效袁氏之所為，雖愛我如兄，興亦不敢從兄之后。（《復劉承烈書》）
黃興斷言二次革命“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國民黨只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光大“素來所抱之主義”，依靠本黨骨干，團結“異黨之有愛國心者”，“計畫久遠，分道進行”，必將取得最后的勝利。黃興還表示，“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茍同”，堅持“平等自由主義”，反對袁世凱式的專制獨裁。
黃興信奉盧梭的《民約論》，贊賞其關于權威和自由民主的關系的論述。盧梭認為強力并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真正合法的權威只有一種，即建立在人們自由之上的權威。自由意味著民主。民主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權威又不喪失自由的制度。黃興所堅持的正是這樣的民主制度，而孫中山卻拋棄了民主原則，企圖在剝奪黨員自由平等權利、實行專制獨裁的基礎之上樹立個人權威，結果不僅侵害了黨員的平等自由權利，導致黨的分裂，而且損害了個人聲譽和革命事業。正如黃興所說：由于“此不妥之章程”，使“吾黨中分裂，于孫先生名譽有礙，黨務亦因而不能統一，于國家前途亦有莫大關系”（《與梅培的談話》）。
由此可見，孫黃關于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實質上是修正和堅持他們曾經共同倡導的“平等自由主義”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