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無根”，是指沒有國籍。沒有國籍，就沒有護照，也不受大使館和領事館保護，沒有法律意義上的身份，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比偷渡者還不如，偷渡者至少還有個國籍，被逮住了還有個原來的國家可以遣返，而無國籍者則是無國可歸，他們只有民族而無國家。無國籍者的處境無疑要比其他人艱難得多。
上海歷來是座寬容大度的國際性都市。在半個多世紀前，她便接待容納過三個民族的無國籍僑民：俄羅斯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俄羅斯人在上海被稱為“白俄”，在我國東北地區則被稱為“老毛子”。
“白俄”這名稱其實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 ，1917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大批深恐不能見容于新政權的人向國外逃亡，相對于留在國內紅色政權下的“赤俄”，歐美國家把那些逃亡者稱為“White Russian”（白俄）。從此便成為這些無國籍者的專門名稱。
那些白俄大批涌向歐洲各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也有一部分穿越遼闊荒涼的西西伯利亞大平原，從海參威乘船渡海到中國的旅順登陸，分散居住在東北三省的各個城市，其中尤以哈爾濱為他們的聚居之地，因此至今哈市的許多舊有建筑還保留著俄羅斯民族的建筑風格。
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起，上海便已開始有從東北移居來的白俄，但大批涌來則是在30年代之后。1904年日俄戰爭之后，日俄兩國已成為世仇。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我國的東北三省。這樣，住在東北地區的那些白俄的日子自然不會好過，于是陸續舉家向南遷徙到了上海，這便使上海的白俄人數劇增到三萬多人。這些無國籍僑民對當時上海的經濟和文化生活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這些白俄絕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眼下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陽路、岳陽路那一大片狹長的地區之內。另有一小部分則住在公共租界范圍之內的虹口提籃橋一帶。
至今在盧灣區和徐匯區還能找到白俄留下的遺址，那便是普希金紀念碑和兩座東正教教堂原址。
坐落在現在岳陽路、汾陽路交會處的普希金紀念碑是1937年由在上海的無國籍俄僑征得當時法租界公董局同意后集資建造的。“文革”中被砸毀轟平，后又按原樣重建，俄羅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訪滬時曾專程去碑前敬獻花籃。
坐落在拉都路（今襄陽南路）上那座拜占庭建筑風格的東正教圣母大堂是1936年由俄僑集資興建的，專供居住在周圍的同胞來望彌撒，當時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中段一帶并無高樓，因此老遠便能望見那五座漆成藍色的圓形尖頂，尤其當傍晚被襯映在絢麗的晚霞中時更是好看，成為法租界這一地區中的一道景觀。以后隨著白俄在上海的消失，這座教堂也長期關閉。
法租界拉都路上的東正教圣母大堂（主教座堂）
另一座東正教堂在高乃依路（今皋蘭路）上，也是典型的拜占庭風格建筑，規模雖較小但建造得十分精致，那里也隨著白俄的離開而關閉。
法租界高乃依路上的東正教堂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以后幾年的內戰，大批白俄經過長途跋涉，穿越西伯利亞來到中國。其中有一些是貴族和領主，但都只是俄羅斯邊遠省份中的小貴族或小領主，更多的還是帝俄時代的資產者、官員、富農、軍官甚至士兵，其中很多是曾在內戰期間與紅軍打過仗的白衛軍官兵，在被紅軍擊潰之后逃到了中國，從此成了無國籍者。
這些白衛軍大抵是在1914年歐戰爆發時被征入伍的，經過七、八年的外戰加內戰，大多數人已被訓練成了戰爭機器，他們逃亡到中國之后的最好謀生之道便是當兵，因此其中許多人便投向山東督軍張宗昌麾下。張宗昌借機成立起一支白俄軍團，配備大火力重炮和裝甲車，成為他在軍閥混戰中的一張王牌軍。這個白俄軍團在北閥戰爭中被國民革命軍擊潰之后，其中不少官兵輾轉到了上海，他們雖已不再能當兵，但有不少人仍舊過著拿槍桿子的生涯。
有少數過去的中下級軍官被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招去當了下級警官，雖然要受制于英國、法國、日本等籍警官，但在中國巡捕和廣大普通市民面前卻也能抖上些威風。
在上海開辟租界之后不久，兩個租界上便成立起了“萬國商團”。那是個由官方控制的民間武裝組織，由外國僑民和“高等華人”組成，有各種輕重武器，團員執勤時穿制服，平時定期進行軍事訓練，而且也設有軍銜，自士兵直至上校（司令官），他們的職責是協助租界上的外國駐軍維持治安。當時公共租界上的商團人數要比法租界上多得多，分為英國隊、美國隊、意大利隊和中國隊。30年代初期，更多白俄從北方遷來上海之后，公共租界的商團中又增加了一支白俄隊，全部由帝俄時期的軍人組成，他們集中居住在軍營里，按月領取薪餉，完全服從租界當局指揮，因此實際上是一支雇傭軍。抗日戰爭初期，固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在謝晉元團副的率領下撤進公共租界之后，被圈禁在膠州路上的一座公園中，便由萬國商團中的那支白俄隊擔任看守，因此白俄也更受到上海市民的鄙視。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灘上綁匪橫行，常有富人或其家屬被綁勒贖的消息傳出，有的花了巨款贖回了票，但也有送過贖款結果還被撕了票的，這便使那些沒有強硬黑白兩道后臺的有錢人惴惴自危，也給那些當過兵打過仗的白俄增添了覓職的機會----當私人保鏢和公司警衛。
上海的白俄中除了中小貴族、領主和帝俄官兵以外，還有一些是知識分子和原來的商人。
在這些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是帝俄時代的藝術家，他（她）們在上海已不可能再有機會登臺獻藝，但還能靠著自己的技藝在異國他鄉謀生。
于是上海開始有了教授芭蕾舞的教師，她們都是帝俄時代的芭蕾女演員，當時上海不少講求“洋派”的家庭紛紛把女兒送去學習芭蕾。中國第一代專業芭蕾演員大多出自那些白俄教師門下，其中也包括以后成為“大師級”的那幾位女舞蹈家。
白俄舞女
白俄聲學教師夏夏林在上海美聲唱法的歌唱界中曾是位著名人物，五、六十年代活躍在上海乃至全國舞臺上的一些男高音、中音歌唱家都曾是他的學生。據說他收費雖很高昂，但教授十分認真，要求也很嚴格，對造就那些學生起了很大作用。
還有一些音樂教師，專為中國孩子教授小提琴、鋼琴和其他樂器。
人像攝影師夏浮斯基在當時上海上層社會中是個有名人物。他在法租界邁而西愛路（今茂名南路）上開了一家攝影室，專拍藝術人像照片。由于他拍出的照片確實不同凡響，因此雖然收費極其昂貴，那些豪門、高官和財主家的太太、小姐們仍是趨之若鶩。他對自己的作品也從不粗制濫造，規定每天只接待二到四名顧客，因此有不少顧客必須事前預約并且等候上一段時間才能得遂所愿。
除掉那些自由職業者，也有不少白俄是經商開店做老板的。當時霞飛路中段—帶（從現在的襄陽南路向東至思南路）是法租界的商業中心地段，而由俄僑開設的各種店鋪又占了相當的比重，有珠寶店、服裝店、飾品店、鮮花店、鐘表店、呢絨店、漁獵用品店、西洋古玩店……其中更多是和飲食有關的店家：俄菜館、咖啡館、糕餅店和酒吧。這些店鋪的業主大多是原來居住在俄羅斯境內的猶太族裔居民，他們在帝俄時代便一直受到歧視和迫害，十月革命之后，依舊受到歧視和排斥，為了尋求生存之路，他們才長途跋涉逃亡到中國來。他們與來自中東地區的賽夫拉迪姆猶太人和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有所不同，在上海仍被看作白俄。
在上海的兩萬多白俄中，從事自由職業和開店經商的人畢竟只占少數，其余的大多數人所從事的職業還是不甚高明的。
他們中的男性除掉那些拿槍桿的，其他人大多是當餐館侍者、看門司閽、廚工、酒吧琴師……有些年老力衰者便拉著手風琴或小提琴在街頭賣藝乞討，所奏的樂曲大多是俄羅斯音樂家恰可夫斯基和羅姆斯基·柯薩柯夫等人的作品，有時也奏俄羅斯民歌，如《伏爾加船夫曲》等，所奏的這些樂曲都表達了他們對故國家鄉的眷戀之情。
俗語說“恨人富貴憎人貧”。嘲笑貧窮，成為許多城市居民中的共性。當時上海市民給那些白俄中的窮人起了個名稱：“羅宋癟三”，并且逐漸由貧窮階層引伸到所有白俄僑民。這稱呼延續了好多年，直到解放后由于這稱呼有蔑視“蘇聯老大哥”之嫌，這才沒人敢這樣叫。
至于白俄中女性所從事的職業與男性同胞相比便愈見低下了。在餐館、酒吧等場所當女侍和在店鋪中當售貨員，是她們能找到的較好職位了，但由于僧多粥少，更多的人只能去當表演舞技的舞娘。而當舞娘也分成好幾等，較高者在小戲院或游樂場里表演，較次者則在低級夜總會或酒吧中演出，最低檔的便是在租界上某些隱蔽場所中跳脫衣舞，那就完全屬于色情活動了，按照當時租界的法例，是要受到禁止和取締的。
除掉上述那些職業，也有相當一部分白俄女郎當了妓女，她們大多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國出生的。當時，兩個租界都不禁娼，只要向巡捕房申領執照，繳納捐稅便可以開設妓院，因此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陽南路）和亞爾培路（今建國西路）一帶開出了好幾家白俄妓院，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霞飛路上的霞飛坊（今淮海坊）里，抗戰勝利后關閉，改成俄式西餐館。
上白俄妓院去的嫖客大多是住在上海的歐美僑民和外籍海員，中國人中只有極少數“洋氣”的人會到那里去。那些妓院也分成等級，其中高等妓院中的“小姐”大多自稱出自貴族門第，是某某公爵、伯爵或男爵家的小姐，妓院中的鴇母也都自稱有貴族身份，是某某伯爵夫人或某某女男爵等。且不論這些身份是真是假，想到自己有可能和一位真正的貴族女郎春風一度，有不少男人都會趨之若鶩地登門尋歡的。
和上海以至全國的中國妓院一樣，那些白俄妓院也是由黑社會控制著的，不同的是控制著那些白俄妓院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本地的白俄黑社會人物。
在上世紀30至40年代之間，上海確曾有過一個白俄的黑社會組織存在并進行活動，組織的名稱叫“俄羅斯總會”，會址在現在的汾陽路上。組織的頭子是帝俄時代的騎兵上尉蒙索洛夫伯爵。這個組織除了控制白俄妓院，向白俄開設的各種店鋪勒索“保護費”之外，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還依附于日本黑龍會設立在上海的間諜機關“井上公館”，為他們在租界內搜集軍事和政治情報，同時又販賣軍火，把日本軍隊廢棄不用的舊槍械和彈藥販賣給上海郊區的各股土匪。這個白俄黑社會組織在抗戰勝利后銷聲匿跡，其中的頭兒們不知所終。
上海解放后，那些白俄仍是照舊工作和生活，境況并無改變。由于當時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需要盡速培訓大批會俄語的人員，不久便開辦了上海俄語�？茖W校，吸收了一批有文化知識的白俄進校擔任教師，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之后，又遴選了一部分白俄分配到各校教授俄文，一批原來俄僑小學中的教員教起了中國的大學生來。
1955年，從蘇聯傳來消息，說是蘇聯政府允許當年那些白俄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凡回國者均可獲得蘇聯國籍。在當了三十多年的“無國籍者”之后，一旦重獲回歸祖國的機會，對那些白俄和他們的后代都無疑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因此，除了少數已嫁給中國人的女性，其余俄僑便陸續地成批回國。一兩年后，上海那些由白俄開設的店鋪有的關閉，有的則更換了業主和招牌，過去常在盧灣和徐匯兩區街頭上見到的白俄也都逐漸消失了。又過了些年，這些曾經在上海存在過幾十年之久的白俄也就被上海市民忘卻了。
（周燕萍摘編自《上海的最后舊夢》 作者樹棻）2008-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