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死后，他與鉤弋生的兒子、年僅8歲的劉弗陵繼位，即漢昭帝。昭帝聰慧賢明，但只活了20歲便死了。假如鉤弋仍活著，那么，昭帝一朝她必然是皇太后，雖然年齡僅二三十歲。假如她能活到50歲，那么，昭帝之后她必然是太皇太后。如此尊貴的身份，在朝中注定是說了算的。就是說，鉤弋差不多要影響乃至左右朝政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里，她會不會成為新的呂后，會不會成為像日后東漢的梁太后，乃至像西晉惠賈皇后那樣的妖孽，也未可知。因為無限權力之下，什么樣的丑事、惡事都可能發生。因此，劉徹臨死之前殺掉這位“紅顏知己”，確實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慮，甚至還有些“大公無私”。

而張老太后留下王振，若地下有知，可真把腸子都悔青了。太皇太后死后，朝中再也沒有人能鎮得住王振了，而昏聵的英宗則視他為頭號忠臣。于是，王振大權獨攬，為所欲為，朝政一片黑暗，朱元璋立在皇宮門口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也被他砸掉了。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瓦剌犯明邊境，于謙等老臣“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但是，不知軍事為何物的王振，儼然以兵馬大元帥自居，慫恿、挾持英宗率五十萬大軍親征，結果在一個叫土木堡的地方，被瓦剌團團圍住，明軍全軍覆沒，皇帝被俘。此役也成了明朝由盛變衰的轉折點。太皇太后饒下王振，從后果上講，可謂犯下了彌天大罪。

漢武帝殺了無辜，卻殺得英明;老太后饒人一命，卻犯了大錯，這事今天聽起來怎么這么別扭呢？然而，這就是歷史上中國人的魔咒。即便貴為天子，也逃不出這種“宿命”。唐朝的憲宗、敬宗兩帝，都是被宦官殺掉的，唐文宗更成了宦官任意恐嚇、羞辱和軟禁的囚犯。“免于恐懼的自由”在九五之尊身上尚不能實現，更遑論升斗小民呢。

以鉤弋、王振為例，假如把二人放在現代民主政體下，那么，他們的命運就大不一樣了。劉弗陵做了總統，母親鉤弋不可能垂簾聽政;朱祁鎮當了首相，“生活秘書”王振更不可能“取而代之”，因為憲法和國體根本不允許這樣做。故他們作為自然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無妄之災了。僅從這一點講，就可以理解，人類為什么要拼命地追求民主和法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