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盡力客觀對待鄧小平的言行，也沒有掩飾我對鄧小平的欽佩。我認為他對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改變了一個當時還承受著‘大躍進’和‘文革’后果的國家的前進方向。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對世界的發展有過更大的影響。”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三聯版所寫的序言中如是說。
今年1月18日，三聯書店出版的《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內地正式首發———21年前這一天，鄧小平開始了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南巡。
《鄧小平時代》的英文版名為《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 ation of China》(《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2011年11月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時改為《鄧小平時代》。在香港版和三聯版出版之際，傅高義教授都接受了南都記者的訪談。
習近平重走南巡之路是表示要繼續改革
南都：中共十八大剛閉幕，新任黨總書記習近平當選后選擇到廣東重走鄧小平當年的“南巡”之路，對此，您怎么看?對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體和他們將要走的路怎么看?
傅高義：我個人認為，毛澤東走的路，“階級斗爭”，“繼續革命”對現在的中國已經沒什么用，當然解放初期他的貢獻非常大，但是現在中國應該走什么路，我認為鄧小平走的路的確是對的，中國需要新的改革，也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
我覺得習近平重走南巡之路也是表示要繼續搞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體制改革、經濟改革，我認為意義非常大。
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經理”
南都：一直以來，國內學術界都把鄧小平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而您把鄧小平說成是“總經理”。
傅高義：我認為，“設計”的工作，本來必然要有一個藍圖，清楚應該怎么走，但鄧小平是試試看，看情況，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我認為這不是一個“設計”的做法。他是“摸著石頭過河”，他是一個政治的領導，是國家的總領導，所以我說是“總經理”。
南都：為什么鄧小平堅定地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但在有爭議性的改革政策醞釀和試驗初期卻從不輕易表態?比如，對思想解放、積極推動廣東改革開放的任仲夷，當他受到保守派批評的時候。
傅高義：任仲夷退休后，我和他曾數次交談，他只是說，他想盡力貫徹黨的意見，解決走私和腐敗問題。他是非常好的共產黨干部。
鄧小平對于爭議不輕易表態，因為他非常重視言行要有權威性;決定一旦宣布，他不會承認錯誤、削弱自己的權威。在黨內他絕不會輕易拿自己的權威冒險，而當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權威，就會表現得十分堅定。
中國會明智地延續鄧小平的道路
南都：您認為鄧小平給中國留下的遺產是什么?
傅高義：首先，是給黨和國家留下了一套更好的組織系統。鄧結束了領導人終身任期，建立了領導班子集體決策的機制，我想這多半來自于他戰爭時期的經歷，指揮官需要有后備人選來應對意外。
其次，鄧小平重視對外開放，在中美尚在進行建交談判之時，卡特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FrankPress)半夜三點給卡特總統打電話，報告說鄧小平要求派5000名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鄧小平提到中國不僅要繼續開放，而且要更加深入地開放。
最后一點，就是他在韜光養晦的外交指導思想，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國內發展上。鄧小平對西方世界和對外關系了解很深。中國經濟發展能取得巨大成功，與鄧小平主導的外交政策有很大關系，特別是他在處理中日、中美關系上的卓越貢獻。
南都：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與此同時也伴隨著各種問題，如當下貧富懸殊，如果小平還活著，您認為，他會如何解決?
傅高義：在30多年前，鄧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很對的。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發展很快，我想當時內地的省委書記不一定很高興�，F在，鄧小平如果還在的話，我想，他會更積極、更快、更樂意地解決好沿海與內地發展的差距問題，讓沿海地區多幫助內地的發展。
南都：對中國現任的領導者，您希望他們能從這本書獲得哪些鏡鑒?
傅高義：我沒有詳細了解他們現在的政治態度什么的。我認為，20世紀沒有一個領導人，像鄧小平這樣，對一個國家分析把握能力那么強。我想，看一看鄧小平是如何思考國家大局問題的，這對于他們是有益的。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會很明智地延續鄧小平的道路。
鄧榕鄧林接受采訪，鄧樸方還不想見我
南都：這本書為何選擇在此時出版?您認為鄧小平的地位被低估了，這是對于西方人而言嗎?
傅高義：在計劃出版這本書時，我并沒考慮出版時機，我打算寫完之后就出版。不過我認為它的出版時機還算幸運。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難以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鄧小平為中國已經發生的變革做出的歷史性貢獻。我相信，現在大多數西方人已經有了足夠客觀的態度，使他們愿意思考鄧小平的歷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嘗試一樣。
南都：聽說，您本來打算用五年完成這本書，最后用了十年，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訪問了很多歷史親歷者，現在這本書也收到不少好評。但是否也有令你感到不滿意或遺憾之處?
傅高義：我比較遺憾的是，雖然我已經盡力收集了各方面的材料，但還有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材料我沒有獲得，很多重要決策現在還沒有公開。而且，鄧小平沒有寫自傳，他很少在公開場合回憶過去的經歷。大家都知道他“不愛說話”。因此，相比起通常情況下研究某位國家領導人，寫鄧小平和他的時代，是一項更不尋常的挑戰。
鄧小平的兩個女兒鄧榕和鄧林接受了我的采訪，不過，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還不想見我。我猜想，這是因為鄧樸方與父親關系密切，非常了解父親的看法。另外，一些重要事件的決策過程還沒有解密。
我試過很多提問方法，但都問不出答案。一些位子不高的人，或許不了解真實情況。高層領導人會知道很多事情真相，但我接觸不到。我希望這本書在內地出版后，一些關鍵人物看到這本書，認為我寫得還比較客觀，可能會愿意跟我談一談。如果在兩三年之內，我有機會見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材料，我會再寫、再改，不斷修訂這本書。
南都：這本書的翻譯歷時兩年，也進行了反復修改。
傅高義：是的。2010年秋，我完成英文初稿后，就請馮克利(山東大學教授)進行翻譯，不是為了中文版的出版，而是想給一些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閱讀。我想，他們看的材料比我多，了解的比我多，他們會對我書中的錯誤之處給予指正。我請北京當代中國研究所和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專家來看。根據他們提出的意見，我改正了一些錯誤的地方，這些主要是事實方面的。
美國的中國通：從“小兵”到“將軍”
南都：眾所周知，您是享譽世界的“中國通”。在上世紀60年代，您為什么會走上中國研究的道路?
傅高義：上世紀50年代，受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擔心被懷疑對共產主義過于溫和，大學里對開設任何中國內地的新課程都很謹慎，基金會也會很謹慎地考量著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一直到50年代后期，一些大學決定招收和選拔幾名年輕學者，已經分別學習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讓這些人利用自己的學術基礎專門研究中國。當時費正清選拔了幾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費正清領導哈佛對東亞的研究，他是“將軍”，我算是一個“小兵”。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雖然我們當時還不知道中國的將來會怎樣，但是覺得中國的未來一定很重要。當時美國了解中國的人并不多，對中國展開研究有開創性，我們都感到很興奮。
當時費正清為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我任副主任，1972年費正清離任時，我成為了他的接班人。1961年到1963年，我在哈佛學習中文、中國歷史、社會和政治。
南都：1969年，您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當時為何選擇廣州作為研究對象?
傅高義：60年代我開始研究中國時，美國人是不被允許進入中國的，最適合停留的地方就是香港。在香港，可以接觸到大量的報紙，這里關于廣東的信息很充分，比起其他地方的信息來得多。而且還可以接觸從廣東到香港居住的人，跟他們了解很多信息。
在我研究了廣州之后，很多其他的美國學者就照著我這樣的方式，研究北京、上�；蛘咧袊渌恍┏鞘�。
南都：1971年，當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顧問基辛格訪問中國。據說他前往中國，曾傾聽哈佛的中國研究專家們對中美關系的意見。您當時是否與他交流過?
傅高義：當時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一批美國學者，一起給基辛格和尼克松寫了一封信，說現在中蘇關系破裂，美國應該抓緊這次機會和中國建立聯系。我還記得，當時基辛格來咨詢我們關于周恩來的情況，但是我們掌握的信息實在太有限了，只能對他說不了解。
南都：您在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這是西方學者研究、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部書。
傅高義：當時廣東省希望能吸引外商投資，廣東省經濟委員會領導楊邁知道我之前研究廣東，1979年出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那本書，有一些影響。他覺得，讓一個外國知名的教授來介紹廣東，會更加可信些。我當時跟他說，埃德加·斯諾去到延安時，是一名記者，可以滿腔熱情地正面記下毛澤東在做的事情，但我作為學者，我的工作是向人們提供一個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負面的。楊邁說他們理解這一點。
1987年，我就帶著我太太，在廣東住了7個月，親自去了廣東100多個縣中的70多個。我堅持自費完成我的廣東行，因為我要保持我的客觀性，也要讓外界清楚我并沒有受到官方資助。
南都：那么，縱觀廣東30多年改革開放，您怎么評價?
傅高義：廣東開始發展的時期，正是蘇聯及其東歐諸國考慮改革之時。在中國內部，廣東省的改革又比其他任何省份搞得更活。如果說廣東的改革在中國是先行一步，那么對于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言，也許是先行兩步了。廣東改革的影響超過了國界。
在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的進步不能簡單用“開放市場”來解釋，因為有很多存在著開放市場的國家并沒有取得廣東那樣的進步。特區所特有的自由空間，使這些地方成了培養人才的孵化器，從這些企業學到的知識，很快就從廣東擴散到其他地區。
南都：您曾說過，西方的學術群體對廣東發展的重要性還是沒有足夠的認識。一些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書里，幾乎沒有提到廣東以及它在整個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廣東的重要性被忽視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傅高義：我覺得，廣東人很多的做法和鄧小平一樣，不爭論，做了再說。廣東人比較務實，埋頭賺錢，不喜歡高調宣揚。
我不是有意討中國人喜歡
南都：1997年11月，江澤民訪問美國。您促成并主持接待江澤民在哈佛大學演講。能否向我們透露下這次接待的一些細節?
傅高義：當時有一些人說我是親中國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討中國人喜歡。我的提議遭到反對，哈佛校長也很擔心。但我認為，既然其他國家領導人可以來哈佛演講，中國的領導人為何不可?我當時希望江澤民演講時，可以有即時提問。于是讓我的朋友、美國駐北京的大使向江澤民提出建議。一直到江澤民在美國下了飛機，我才知道他是同意的。
這次活動非常成功。在江澤民演講前一個小時，我請一些多年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向哈佛的師生們介紹中國，這讓他們多了一個了解中國的機會。江澤民的演講效果非常好，后來他高興地對我說，“我的哈佛測驗合格了。”
南都：胡錦濤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從1993年開始，2002年12月不再兼任)，您是第一位在中央黨校講課的外國學者。能否介紹其中的詳情?
傅高義：出面邀請我去講課的是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鄭必堅，他也是我寫作《鄧小平時代》采訪對象之一。鄭必堅做過華國鋒和胡耀邦秘書，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他牽頭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個對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講話做了系統總結的稿子。
我在中央黨校講課那天是個特別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國獨立日。我向中央黨校的學員介紹了美國獨立歷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這些是否適用于中國，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作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應該讓中國人也多了解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