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周末》報道，2016年4月14日，在山東發生一起辱母殺人案。女企業家蘇銀霞借款后無法還清欠款，遭致辱罵、毆打、限制人身自由和露出下體等暴力催款行為。蘇銀霞的兒子于歡因無法忍受追債人對母親身心的欺辱，用水果刀亂刺，致一人休克死亡，其余三人受傷。
刺死辱母者案后續
人者于歡，22歲，他母親蘇銀霞因經營工廠資金周轉困難而向某地產公司老板吳學占借款，前后累計借款135萬元，約定月息10%。此后陸續歸還現金184萬，以及一套價值70萬的房屋抵債，還剩大約17萬余款實在沒有資金歸還。因此，蘇銀霞遭受到暴力催債。
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的催債隊伍多次騷擾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案發前一天，吳學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并沒有得到幫助。
第二天，催債的手段升級，蘇銀霞和兒子于歡被帶到公司接待室，連同一名職工，11名催債人員圍堵并控制著他們三人。其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并脫下于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更令人發指的是，催債人員杜志浩脫下褲子，掏出生殖器，當著她兒子的面往蘇銀霞臉上蹭，令于歡瀕臨崩潰。外面路過的工人看到這一幕，才讓報警人于秀榮報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吹骄煲x開，報警的于秀榮拉住一名女警，并試圖攔住警車。“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一條”于秀榮在后來接受記者采訪說。被催債人員控制的于歡看到警察要走，已經情緒崩潰的于歡站起來試圖往外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靵y中，于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兩人重傷，一人輕傷。于歡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刺死辱母者案后續
該案判決的公平性再次成為輿論爭論的焦點。一審法院認為，雖然當時于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沒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那么，什么才構成“防衛的緊迫性”？顯然這起案件不能以通常的刑事案件標準來裁決，因為它不是普通的斗毆兇殺案，因而牽涉出“防衛”的適用性問題。而這也是本案爭議的另一個焦點，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關注，就在于它的多重性。
一是它的倫理性，這也是引發公眾情緒的關鍵點。目前也是騰訊視頻跟帖最多的地方，同時也是很多媒體同情“殺人者”的原因，甚至很多譴責暴力的公知也喊出了“殺人者無罪”的呼聲。
“當我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親人遭受傷害，特別是我們的母親遭到極端羞辱、凌辱時，我們應該怎么做？”這是一個天然的情感選擇問題，它涉及人倫道德和人的普遍性善，也是歐美自然法的立法基礎，它遵照的是自然道德律。傳統中國社會講究情理大于法理，就在于維護一種天然情感與人倫秩序。作為受“孝道”文化影響的中國人，天然會把保護父母的安全置于個人安全之首位，這也是一個“血性男兒”的標志。所以5年前，深圳楊武在面對協警強奸妻子而無力反抗時的絕望讓輿情沸騰，事后楊武稱自己是世界上“最窩囊的男人”。
于歡之所以獲得道義支持就在于他的“血性反抗”，至于是否 “防衛過當”，還有待司法方面的進一步裁決。但從現有的判決來看，“無期徒刑”的判決顯然過重，也讓公眾產生對法制本身產生信任危機。
刺死辱母者案后續
其實這里顯然還牽涉到“私暴力”與“正當防衛”的界限問題。這也是法制范圍內的又一爭議。
3月26日，從山東高法官方微博發布于歡案情況通報來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3月24日已受理于歡上訴案。此案一審由山東省聊城市人民檢察院于2016年11月21日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公訴，指控被告人于歡故意傷害罪。聊城中院于2016年12月15日已公開開庭對該案進行了合并審理。該中院隨后做出判決：被告人于歡犯故意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通報中于歡“被指控為故意傷害罪”，這顯然超出媒體報道的“防衛過當”。從于歡“殺人行為本身”可以判定為“私暴力”濫用即對他人造成了故意傷害，但從案情披露細節來看，討債一方在案發4個月后被當地警方認定為“吳學占黑惡勢力團伙”，這一涉黑因素，有沒有被判決所考量？這將決定案情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