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有。跟著“大姐大”，比較容易看到深層的東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個夜總會里，夜場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藥，非要我試毒品。這時候“大姐大”站了出來，說我是她的人，不要為難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訴他們的，大家都覺得我的學生身份是無害的，也不會刁難我。導師說我很幸運，都沒有碰到什么問題。真有問題，也會有人罩著。
剝洋蔥：為了貼近生活，還和兩個“小姐”住過半年時間?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時候，我和她們見面都是在工作場合，或者約出來吃飯。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們生活中的樣子。
比如廣州的那個女孩，是和別人合租。我當時二十五六歲，她們都是二十出頭，她們談論的都是我們那個年紀都會談論的問題。她們也會看電視，打掃衛生、買菜做飯、逛街買東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們所謂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們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區別是作息。她們一般是晚上吃完飯，換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相比“性工作者”她們更愿被稱“小姐”
剝洋蔥：為什么你的研究結論說，相比“性工作者”，她們更愿意被稱作“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學術的名詞，不是特別口語化。“性工作者”雖已廣泛被研究者和行動者接受并賦予了進步意義，但女性從業者本身卻對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們覺得這是比較奇怪的稱呼，這個稱謂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隱藏了她們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時是絕大部分非性的內容，性這件事，人們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無忌憚討論的，她們覺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從業者并不認同“小姐”是一種工作，它不能保證穩定收入、沒有帶來尊嚴感、不需要責任心、沒有帶來目標與方向感。
剝洋蔥(ID：boyangcongpeople)：那她們怎么看待自己“小姐”的身份?
丁瑜：一方面她們會強調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慘，她們做“小姐”，能賺更多錢、更輕松，比女工好。她們會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會告訴家人自己在做什么。挺矛盾的心理。她們對“小姐”這個身份，既覺得沒什么，又覺得有什么。
剝洋蔥：她們多數是自主選擇還是被逼無奈?
丁瑜：我遇到的人，不存在被拐賣或被逼迫，都是自主選擇。在農村婦女受教育的情況依然不是很樂觀的情況下，不做這個，好像也沒有其他特別好的選擇。
剝洋蔥：她們更看重物質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寫過，物質利益對于大多數小姐來說并非進入性產業最重要的目的。錢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從她們的敘述與日常實踐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對于參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分享到進步果實的急切。城鄉二元與不平衡發展的狀況加劇了這種渴望。別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滿足這樣的欲望，她們便尋求了另一條路。
剝洋蔥：為什么說性資本才是她們生存發展的主要方式?
丁瑜：她們并不是提供性服務這么簡單。她們會給自己投資，把自己收拾得美一點，要有更多的方法來吸引客人，比如要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么，在和客人交談時才不會顯得乏味。她們也對自己身體投資，以換取更好的報酬，或許并沒有轉行，也沒找到更好的出路，有人會覺得被人包養會比較好，有段時間就對著一個人就可以了，很穩定。但是怎么才能被包養，還需要自我投資上的準備。
剝洋蔥：我們通常看到的形容詞是“失足”、“失能”和“失敗”，但你的研究讓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一群不甘于被困在婚姻和貧困中的農村姑娘，嘗試到城市改變生活。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反差?
丁瑜：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我還很年輕，本身就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姑娘，成長中也沒有遇到大風大浪，順風順水成長起來的姑娘，本身就應該看到這樣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
如果再過十年，我再做研究，結果可能不一樣，可能會看到她們遇到的困難。
“關注她們，才能談服務她們”
剝洋蔥：二十五六歲時做這樣一個研究，你的生活、婚戀觀和人生觀發生了什么改變?
丁瑜：舉個很小的例子。在當時，一個女孩為客人生了一個孩子，我非常好奇她為什么生下來了。我當時問她，你為什么為他生小孩。她說，為什么一定要說女人生小孩就是為男人生呢，孩子是上天賜給女人最好的禮物，那是我的小孩，和他有什么關系，我愿意傾我所能去撫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