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首席對策》專訪經濟學家，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

記者：您好，您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在您的理解里面，如何詮釋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與培育新供給的關系？

答：按照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主張，供給側改革它的最終目的肯定不僅僅是做減法，剛才你談到的去產能也好、去庫存也好、去杠桿也好，這些都是必然要做的，但是這個對經濟是做減法的作用。你把一個產能過剩的企業簡單地關掉，這并不是供給側改革，你要把這個產能過剩的企業，把附著在這個企業上面的生產要素，比如說這個企業里面的勞動者、資金，比如說土地，還有技術和管理等等這些生產要素能夠轉移到一些新供給、新動能、新動力、新的產業上去，這個才是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所以一句話，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它和培育新供給、新動力、新動能是同向而行，同向并肩而行的兩條河流，只有這兩條河流合二為一的時候才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取得成功。所以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做減法，去產能該去的去，同時也要做加法，可能本周稍微晚的時候，你就會看到我們中國會召開一個非常規格高的創新大會，不但幾百個科學家會參加，國家最高領導人可能全部都會出場，可見我們對于創新、培育科技、培育新的業態、新的技術、新的產品、新的管理模式，這個是多么重要。第一階段，人們對供給側改革理解更多的是“三去一補一降”，第二階段可能越來越重視于培養新供給、新動力、新動能。

記者：由于土地供給的抑制，我們看到一線城市房價過高，很多年輕人因為買不起房子就到小城市去發展，再加上我們大城市老齡化的問題，是不是這些原因抑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也是目前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主要原因？

答：我覺得你講到的這個問題就把這個話題引到一個比較深的收入分配的問題去了，房價過高，不僅僅是買不到房子的問題，原本這些大學生畢業以后，他們幾千塊錢也好，一兩萬塊錢的月薪應該過上很舒適的生活，他們是中產階級真正的成長的土壤。

記者：但是現在錢毛了。

答：對啊，但是因為房子太貴了，他租了房子以后，他付房租付不起，買了房子以后還月供、信貸也還不起。所以如此高的房價使我們原本是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增長速度就大大地放緩了。所以房價增長過快不利于新生中產階級的形成，但是對那些老的有房子的人，他可能就占了便宜了，尤其是城鄉結合部的，比如說在一些城中村，這些地方到底是集體還是鄉鎮的企業說不清楚，但是鼓勵要拆遷了，他在那兒蓋上一堆亂七八糟的違章建筑，等著你拆，然后一分分幾百萬、幾千萬，有的一家分上億的錢，這個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個情況。如果這個收入分配這么扭曲下去，靠勞動、靠知識、靠技術、靠管理獲得收入的這些工薪階層，他過不上好的生活。而跑到那兒修一個違章建筑的人，突然就變成億萬富翁了，這個扭曲下去對于經濟增長長期必然削弱經濟增長的勢頭。

記者：就像您所說的，我們看到很多老上海人都在等拆遷，因為拆遷可以拿到巨額回報，因此很多年輕人寧愿當啃老族，而不去創業，可能這也是應該關注的社會弊病。此外，現在還有一個關于貨幣政策不斷放水，政府擴大投資的問題，對于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前景，您怎么看？最近《人民日報》說不僅要注重供給側，也要注重需求側，您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到了尾聲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

答：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為什么呢？比如說中西部很多很多基礎設施其實還沒有修好，我們的高鐵也沒有真正地遍布全國或者一些中等城市，還可以修很多的基礎設施，即便是東部，比如說上海，我們城市的地下管網，地下管廊的建設也有很大的投資空間。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還有比較大的空間。但是穩健的貨幣政策，看你怎么理解了，剛才你談到放水，這是老百姓這幾年聽到最多的概念，其實貨幣供給未必就把它理解成放水，你要看到它成本的問題，貨幣供給一個就是量，一個是它的價格�？傮w來看，中國盡管放了很多貨幣，但是由于供給制度的扭曲，我們的資金成本還是很高。所以穩健的貨幣政策未來衡量它的標準不是別的，量多一點少一點，經濟需求說了算，價格說了算，如果利率的價格漲了，就說明貨幣的供給是不夠的，任何一個商品都一樣，價格老漲就是供給不夠，需求太多唄，價格跌下來的話那就證明這個供給是過剩的，或者至少是夠的。目前來看，我們的利率還是很高，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還應該適當地增加貨幣的投放，然后降低融資成本，降低融資成本是供給側改革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只有切實降低融資成本，中國的企業才能真正地減負，經濟才能恢復增長的活力。而降低融資成本的影響，就像剛才講的，每降低1個點的融資成本，中國企業的盈利增加7000億，所以這個比減稅的影響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