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條約是清咸豐八年（1858）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強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臺，溯白河而上，進逼天津。

直隸總督譚廷襄嚇得魂飛魄散，主張徹底投降。

十二日，他向咸豐帝奏稱：“統觀事勢，細察夷情”，“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

十四日，英法聯軍駛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另派頭品大臣二員速來津共議，否則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兩日以內，聽候回音。

十六日，清政府急忙派大學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書花沙納（1806—1859）為全權大臣，馳往天津向英、法求和。

十八日，額爾金、葛羅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衛廉乘俄船“亞美利加”號同至。當即照會清政府，欽差大臣必須有“全權便宜行事”銜名，否則仍需進京。

二十日，清政府命桂良、花沙納便宜行事，從權辦理。

二十三日，前此兩天趕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納就和額爾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會見。

此后在談判過程中，額爾金和葛羅分別委派隨員威妥瑪（1818—1895）、李泰國（1832—1898）和馬吉士辦理實際交涉，以李泰國為主。他是上海海關的英籍職員，同中國官員曾有頻繁接觸，此次充當英法聯軍的中文翻譯與謀士。

在談判過程中，他以戰勝國發言人自居，恃強要挾，態度蠻橫，對桂良、花沙納耍盡了威嚇流氓手段。

在談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統治者頭痛的是外國公使駐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人得入內地游歷傳教等條款。因為這些將會影響到清朝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所以，咸豐帝一再討價還價，不肯讓步。有時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勢須與之用武”。

桂良、花沙納對咸豐帝的苦衷雖然十分了解，但他們畏敵如虎，向咸豐帝奏稱：“戰之不可”，“戰則必敗”。由于此時清朝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國起義，而不是外國侵略者。

因此在對外戰爭中所調動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邊遠的軍隊。

既然如此，那么在英、法聯軍的脅迫下，最終不得不屈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