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項羽懂得“仁信”怎會滅亡？

國家大幅度讓稅，除了與民休息，還有別的目的嗎？有，那就是通過富民以求建立誠信社會。古人早就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禮知恥的文明社會，并不鼓勵自私自利的物欲橫流。

誠信是國家之本，民無信不立，國家更是如此。誠信的建立必須由國家來帶頭，來規范。國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會被改造成為刁民。孟子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善待部屬，善待百姓是建立誠信關系的途徑。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長處是善于和人相處，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然而，問題也就來了。太宗愛才，其部屬有不少是從敵對陣營投誠而來的，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議要把官吏隊伍中的異己分子清除出去。這回唐太宗犯難了，誰是異己分子呢？來人馬上獻策，讓唐太宗組織一批人偽裝成謀反的、貪污的，分別同大臣們接觸，引誘他們上鉤，這就可以將他們的真實面目揭露出來。來人說得口沫四濺，唐太宗臉色卻越繃越緊，最后斷然拒絕道：我不能這么做！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異己分子，但同時也讓我失信于天下，將來大家都懷疑我搞陰謀手段，上下相疑，再沒有人肯講真話，國家如何達到大治。君主行詐，卻要部下正直，豈不是源濁而望水清嗎？因此，唐太宗鄭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

統治者無信，往往是因為大權在握，以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無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權力的傲慢。唐太宗讀了項羽的事跡后，感嘆道：如果項羽進入秦都咸陽，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實行仁信，誰能夠從他手里奪取政權呢？所以，他的滅亡是咎由自取。

國家的權威不是靠高壓和威嚇手段來樹立，而是靠法律與制度的公正和嚴明來保障的。統治者遇到社會問題乃至危機，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懾，以圖立竿見影。中國有個壞傳統，就是所謂的“治亂世用重典”。所謂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規定加重刑罰，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風暴雨的態勢，轟轟烈烈，可風雨過后，卻是故態復萌，既失法律的信譽，又讓萬民看出執政者的無能。唐朝提出“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的原則，刑罰的目的不在于處罰人，而在于禁止邪惡和觸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卻要做到“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樹立國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時常抓不懈，依法辦事，有法必依，這就是國家最基本的誠信。

海納百川奠基了文化繁榮

國家要想促進社會繁榮，不是工商官辦，而是要大力弘揚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創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文化、制度與法律環境，尤其在文化建設方面，這不是任何個人或者團體能夠承擔起來的工作，必須由國家從全局的高度推進。實際上，衡量一個社會的發達程度，不是看經濟指標，而是看文化繁榮與否。

在文化建設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五胡十六國以來，胡樂大量傳入中原，各種外來樂器、曲子、舞蹈風靡于世，極大地沖擊了儒家把音樂政治化的理論束縛，出現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統一中國之后，朝廷開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樂規范，這就引起了一場大爭論。從當時的情況而言，吸收外來音樂的精華，例如音階的確定、轉調的采用等等，乃大勢所趨。但是，堅持儒家傳統的音樂政治化理論的人提出，五聲音階的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君臣百姓各個階層，在音樂表現上，黃鐘調專屬于君，如果樂曲中途轉調，豈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顛倒、國家失序嗎？因此，他們堅決主張回歸到漢代以前的傳統上去，把魏晉以來音樂藝術的進步統統視為淫邪，予以禁斷。爭論的雙方各引經典，相持不下。當時最高統治者隋文帝出來裁決，他在文化上是一個頑固的君主至上論者，所以毫不猶豫地支持舊儒之說，實行文化專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滅亡了，唐太宗時期，制定音樂標準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爭論依舊，就看唐太宗如何決斷了。

最終，唐太宗堅決抵制了將音樂政治化的說法，魏晉以來的音樂進步得到了肯定，藝術得到了解放，這才有了唐朝盛大樂舞的恢宏場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確立了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種藝術、宗教、思想、學術都登上唐朝這個大舞臺，與中國文化相融合，開創了中國古代最為開放、最有氣勢的文化繁榮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