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尹嘉銓晚年求名也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且被其悍妻所逼。據尹嘉銓供認,他之所以如此是被家中悍妻威逼才向皇帝要名聲。原來,尹嘉銓在致仕退休之前,曾經事先答應老婆,覲見乾隆時要討一頂花翎回家。但是,當時乾隆不僅沒有賜他花翎,而且自此對他十分厭惡。尹嘉銓致仕退休之后,在他的這位兇悍的老婆面前始終抬不起頭來。
其實,作為一名致仕退休官員的老婆要求有榮譽感,希望老公有個好名聲,這也無可厚非。但是,這個要求也要有個底線,不要讓老公太為難,更不可強求。尤其是不能讓老公到了不顧生死地向皇帝獅子大開口的地步。尹嘉銓在老婆逼迫下,獅子大開口,伸手向乾隆要名聲,討榮譽,結果險些將全家的性命都快要陪上了。
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這年4月17日,大學士三寶、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員給乾隆皇帝奏疏,上報了尹嘉銓的罪證及刑審情況,最后建議將尹嘉銓凌遲處死,家產全部入官,所有書籍盡行銷毀,其緣坐家屬,男16歲以上者皆斬,余人給付功臣之家為奴。
當日,乾隆看過奏折后,立即下了一道長達千余言的上諭,歷數尹嘉銓處處罪狀,認為本應“凌遲處死,家屬緣坐”,但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決定“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
三日后,又復旨道:“尹嘉銓悖謬書籍既多,其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傳諭袁守侗明切曉諭,令將其書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隱匿,一并解京銷毀。”飭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銓家鄉直隸和他曾任職的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督撫,詳細訪查,“倘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該督撫等治罪。”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地查抄審閱,結果各省督撫將繳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處理。尹嘉銓自著之書全部焚毀,由其疏解或作序的書則用抽毀的辦法將其文字剔除。最終銷毀尹嘉銓著述編纂書籍79種。
包括《貽教堂文集》、《近思錄》三編四編、《隨王草擇言》、《皇清名臣言行錄》、《尹氏家譜》、《思誠軒奏疏》、《二山尺牘》、《就正錄》等等。抽毀的有尹嘉銓疏注的《禮儀探本》、《共學約》、《小學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經》、《家禮存義》、《綱目凡例釋疑》、《作吏要言》等等。
這種以書罪人、殺人、以人廢書、禁書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見慣的。尹嘉銓深陷文字獄驚天大案,其個人和著作的命運也就在劫難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繼而拷訊,查審著作和藏書;最后“照大逆律”處絞。而他的各種著作,無論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觸犯禁忌,一律銷毀。這起“為父請謚”的奏折引發的“古稀案”文字獄的驚天大案,盡管彰顯清代封建帝王的專制和殘暴,但是從中也看出尹嘉銓這樣追名逐譽官員的無恥和貪婪。
如今看來,尹嘉銓的“古稀案”的雖然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是一個害怕悍妻的退休官員所造成的。但對當今桑榆晚景的老人來說,還是很具有惕勵的特別意味,值得人們深思。其實,人的一生就是一道加減法,年輕時不斷地追求,不停地增加,是加法;進入老年以后,便是減法了,一直減到晚年兩手空空,如同剛出生般赤條條地離去,一切歸零。所以到了一定年紀,就要見好就收,鞠躬謝幕,讓人生自動切入另一道風景,讓前臺的燈光轉換成幕后的明月,何嘗不是人間的一大快事呢?
還是唐朝大詩人劉禹錫在《酬樂天詠老見示》一詩中說得好:“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即便到了桑榆晚景,還是有紅霞滿天的。人老了更要有一種豁達樂觀、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千萬不要像尹嘉銓一樣,退休后還要因名所困,為名所累,最終為了名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