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后世對呂后的正面評價，更多地來自司馬遷在《史記》的評論：“太史公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班固也基本上照抄了這一段。
我常常懷疑司馬遷是不是特別愛用春秋筆法，是不是高級黑：在《史記·高后紀》里給予了呂后這么高的評價，然而通本《史記》，凡出現呂后的地方，幾乎都沒有干什么好事。比如說，用毒計誅韓信，殺個不見天不見地不見鐵;比如說，對彭越實施醢刑，把他剁成肉醬分給諸侯;比如說，殺了兒子的姬妾，把姬妾的兒子硬是塞給年幼的小皇后養;成長為少帝之后，又把他匆匆殺掉;比如說，違了高祖的遺命，大肆分封呂氏王，結果自己尸骨未寒，呂氏就已被族滅……真沒法看出哪里有一丁點兒的政治智慧了，連占便宜都沒占好，歇斯底里倒還差不多。
呂后最大的貢獻，就是奉獻了“最毒婦人心”這個成語，以及千百年來帝王們對繼嗣問題的深深恐懼。
至于政治清明，依我看，如果有天災，一定是與人禍有關，百姓受難，統治者肯定難辭其咎;但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還真的跟統治者沒有多大關系;只要上頭什么不干，天下就會風調雨順河清海宴，蟻民們就該燒香拜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