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見者的八·一五
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亦不乏有良知的反戰文化人，他們因為持有不同政見而遭受當局的種種迫害。對于他們來說，八·一五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就是他們的勝利，八·一五是他們的節日，他們的心境不同于日本軍人，也不同于普通日本平民。前述村山知義因為一直懷有反戰思想，已經因日本投降感到喜悅。而作家江口渙、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和哲學家真下信一等人的例子，則更有代表性。
江口渙（1887～1975）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著有《火山下》、《一個女人的犯罪》等作品。早在1923年，魯迅就翻譯過他記錄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在日本受迫害的文章。日本投降的第二年，他在1946年3月號《新日本文學》上發表文章《終戰與孩子的死》，記錄了1945年8月15日的經歷和心境：
8月15日上午9點過了。雜貨店古賀屋的小惠來到我家，在我那死去的孩子朝江的靈位前上香。哦，原來今天是盂蘭盆節過去整整一個月，朝江在陰界已經是另一個盂蘭盆節了。小惠說：聽說今天正午有重要的廣播，一定是要對蘇聯進行徹底的決戰吧。我想，從幾天前皇太子的老師決定的事情來看，也許是天皇退位、要求講和吧。
正午到了。家里人全部集中到收音機前。我和妻子，開春之后疏散過來住在一起的姐夫桑原老人和他們兒媳、兩個孫子，還有恰巧從平冢來見面的桑原老人的長子桑原武，一共八人。
廣播好容易開始了。據說是天皇詔敕的錄音，完全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緊張。
廣播到“朕深憂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的時候，我想：“果然是要親自……”。聽到“朕著帝國政府通告：茲已接受美英中蘇四國之共同宣言”一段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大聲怒吼起來：“啊！無條件投降！”已經沒有必要再繼續聽下去了，一切都在最初的一分鐘里明白了！
天皇的聲音不時在發抖。而且表現出悲哀。我想：事到如今，無論聲音怎樣發抖、說出怎樣的話來，一切都無可挽回了。而且，許多人在這樣愚蠢的戰爭中戰死、遭戰禍而死、病死、遭災，沒有比這些人的犧牲更可憐的了。那時候，我那十歲的孩子，視若掌上明珠的十歲的孩子，患了六十天的病最后轉化成結核性腦膜炎在7月11日死去的獨生子朝江，朝江的臉浮現在我的眼前……。朝江最后是被戰爭造成的漫長的饑餓和醫療的欠缺殺死的。“是誰殺死了朝江？”我對著收音機播放的聲音在心中怒吼。難以言喻的憤怒從全身溢出，眼淚幾乎要流出來。因為，我想，既然失敗和投降是注定了的，如果早日投降我的獨生子也不會被殺死吧！
1937年夏天，江口渙曾經因為違反所謂的“治安維持法”被關進東京警察局西神田署的拘留所。被關押期間“七七”事變發生了。當時他就對同被關押的人說：“這場戰爭注定會成為長期戰爭，而且，既然成為長期戰爭，即使戰勝，日本的統治機構也將因為經濟毀滅而崩潰，如果戰敗的話就更不用說了。無論忍受怎樣的屈辱，我們都要活到那時候，到那時候我們再奮起吧！”因此，在八年之后聽到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他感到快慰和憤怒是自然而然的。發表“玉音放送”的天皇只有一個，但是江口渙對天皇聲音的感覺與德川夢聲日記中的感覺大不相同。
家永三郎，因為歷史教科書問題長期與日本社會的右傾保守勢力作斗爭，他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時候就斷定日本走上了一條毀滅之路，因此不能不對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投降感到欣喜。他在1956年發表的《1945年8月15日前后》一文中記述了當時的心境：
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當在8月10日或11日，是從共同通訊社相關的渠道得到了日本投降——那時是用“休戰”一詞——的決定。當時的快樂心情難以言喻。盡管如此，收音機里依然在報道各地受到空襲的消息，到8月15日早上為止空襲警報還時時響起，所以心中半信半疑——戰爭真的會結束？終于到了8月15日正午聽“玉音放送”的時刻，無法壓制心中涌起的狂喜，說：“干杯吧！”結果招來岳父的斥責。但是，那是當時我無法掩飾的真情，控制不住。
家永本人因為體弱多病，沒有資格參軍，免于死在戰場上，但也險些在美軍對日本本土的空襲中死去。而且，他知道有許多同胞死在了大陸和東南亞前線或原子彈襲擊中。他不能不為日本宣布投降感到狂喜。
哲學家真下信一（1906～？）戰前也是一位不同政見者。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秋，他因為參與否定日本軍國主義的“世界文化事件”、違反“治安維持法”被關進京都的一家拘留所。1939年秋天終于出了拘留所，卻成為“思想犯”長期受到監視，成了適合“保護觀察法”對象的一員。但是，他堅信日本軍國主義必敗。
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京都從早晨開始就悶熱。真下和平日一樣，吃了配有豆餅湯的早餐，穿上戰斗服，戴上戰斗帽，打上綁腿，騎上自行車來到川端警察署。就在前一天的8月14日下午，他被喊到京都府廳特高科的辦公室，平日高高在上的特高科長嘟噥著對他說：“快要輸給你們了。”他離去的時候，科長還送給他戰時定量配給的酒票和煙票。當時他就知道日本戰敗了，并且預感到第二天天皇的“玉音放送”是宣布日本投降。8月15日這一天，他要在對于他來說具有特殊意義的川端警察署聽“玉音放送”。早在昭和元年的大學預科時代，他就因為“五一”國際勞動節夜里與同學一起大聲唱歌而被關押于此。
川端警察署特高科辦公室里，真下所認識的警察都到齊了，靜候“玉音放送”的開始。天氣炎熱，但警察們穿戴整齊。不過，他們滿臉狐疑，氣氛有些別扭。和普通日本民眾相比，這些身份特殊的警察掌握著更多的信息，能夠推測出“玉音放送”的內容。一會兒，廣播從時事報道開始了。警察們和真下都對著收音機肅然站立。天皇的“玉音”夾雜著“吱—吱—”的雜音，而且使用的是文言，非常難懂，但是意思很快就明白了：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
“玉音放送”結束，沉默充滿了整個房間……
黃昏，真下又來到下鴨警察署前。在炎熱的黃昏，他看到白色的煙柱從警察署的低矮建筑物里升起。出于好奇，他走進了警察署的院子。原來是警察在焚燒文件——許多和“思想犯”有關的文件：衣襟上別著番號的嫌疑人照片，正面、側面的都有，按著指紋的紙張，文字材料等等。他立刻明白了，那是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思想警察在銷毀對人類所犯罪行的證據，在可以預見的“進駐軍”到來之前將證據化為灰燼。他感到了軍國主義權力的卑劣與脆弱。前文石川光男的文章也曾寫及西貢日軍的焚燒文件，可見銷毀罪證是8月15日這一天某些日本人的主要工作之一。
當天晚上，真下信一從所有的緊張和委屈中解脫出來，在相隔很久之后第一次享受明亮的燈光。本來，由于防止空襲和燈火管制，已經很久沒有懷著從容的心情享受明亮的燈光了。事實上，正是從8月15日這一天起，日本平民從死亡的威脅中解放出來。當天美軍終止了對日本本土的攻擊，許多滿載彈藥的飛機在飛往日本途中奉命返航。
1945年8月15日，不同的日本人是懷著不同的復雜心情度過的。但是，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和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發生著密切關聯。軍人發狂、絕望，平民嘆息、解脫，一直與軍國主義做斗爭的人們則感到快慰與欣喜。真下信一在這一天特意去警察署，也是用特殊的形式向軍國主義國家機器示威。
當天，日本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昭和天皇的“玉音”，但日本的戰敗與投降卻被涂上了悲壯的色彩�！冻招侣劇吩陬^版使用了“大詔頒發、戰爭終結”的通欄大標題，回避了戰敗的事實，頭條新聞為“天皇對新型炸彈之慘禍懷大慈悲／帝國接受四國宣言”，美化了戰爭的直接責任者裕仁天皇。《京都新聞》當天為“玉音放送”緊急發行的“號外”的頭版是“為萬世開太平”、“嗚呼！一億慟哭”、“痛飲萬斛淚、開拓忍苦之命運”之類的表達。對于甲午戰爭以來瘋狂地對外擴張、具有半個世紀軍國主義歷史的日本人來說，在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不可能認識八·一五的意義。8月14日晚上將于次日播放“玉音放送”的預告發出之后，不少日本人甚至認為是鼓勵本土決戰。對于八·一五意義的認識需要時間。事實正是這樣，八·一五成為戰后日本的一個重要認知對象。福島鑄郎為其所編《八·一五終戰》（“目擊者敘述的昭和史”第8卷）所寫的序言題為《作為負的象征的八·一五》。他在這篇序言中說：“‘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并非僅僅具有槍聲停止、戰爭結束的含義。它具有作為始自昭和二十年年初的東京大空襲、沖繩的悲劇、原子彈襲擊、接受《波茨坦公告》、聯合軍進駐、簽署投降書、逮捕并判決戰犯、軍人與平民的自決權、返回化為焦土的日本本土等負的象征意義。”曾任大阪府知事的法學家黑田了一指出：“八·一五是日本國體變革之日，半封建的君主制國家向新的國民國家、文化國家、和平國家轉變的歷史紀念日。”這類觀點在日本人中具有代表性。但是，八·一五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此。由于這個日子對于解釋20世紀東亞乃至世界歷史的特殊性，不同的研究者能夠從中發現不同的意義，就像同一場“玉音放送”在不同的日本人聽來效果和反應大不相同。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說日本的昭和時代是從拋棄“光文”這個錯誤開始的，那么可以說，從昭和20年（即1945年）8月15日開始“昭和”一詞的意義開始發生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