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皇帝頒律令 “伙眾開窯”為首者處以“斬決” 。
順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后，便選出48名太監替代樂妓歌女。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布的律例上明文規定：“伙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說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
揚州自隋唐起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并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娘”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
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說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天朝布告天下 賣淫嫖娼被發現“斬首不留”。
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為明確的，但實際上也沒有禁住，民間賣淫嫖娼依然嚴重。
天朝布告天下 賣淫嫖娼被發現“斬首不留”
特別是在咸豐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趨活躍，“禁娼令”名存實亡，在封建時代行將結束前，管仲提倡的性產業罕見地出現了最后的輝煌。
當時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個“紅燈區”，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時稱“十里洋場”，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記的妓院還有800多家。
性產業在清末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后，商業經濟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產業;二是皇帝帶頭享樂，同治皇帝便喜歡“冶游”，經常喬裝私訪妓院，坊間傳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來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禁娼才變成了現實
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現松動，史家稱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實上承認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平軍所到之處，妓院一律取締，禁絕娼妓。一則名為《誨諭官兵良民人等各宜革除污俗以歸正道》文告中稱，“倘有習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條規，當娼者，合家剿洗。鄰右擒送者，有賞。故縱者一體治罪。明知故犯者，斬首不留。”
從這則布告來看，賣淫嫖娼被發現了是要砍頭的。這一古代中國禁娼最狠手段十分有效，時深得忠王李秀成信任的英國人呤喇，在其回國后撰寫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一書中，以肯定的語氣稱，太平軍的政權范圍內“娼妓是完全絕跡的”。
無疑太平天國的禁娼是最徹底的，卻未能持久。在曾國藩的湘軍攻下天京(今南京)后，出于恢復城市經濟的一時需要，曾國藩發布了告令弛禁，允許和鼓勵民間開設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