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邏輯

和過去認為的“受壓迫”形象不同，市場經濟下，確實有一些女性愿意選擇這種來錢很快的法子

性交易堪稱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一種商業行為，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倫王國就已經出現。

法國歷史學家維奧萊納·瓦諾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古希臘羅馬的娼妓與社會》一書中表示，妓女最早是神殿里的女祭司，出身優渥，主要為宗教服務，居于“神”與“祈禱者”之間。她們的收入，是神廟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這樣描寫她們：“每一個當地的婦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須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將她的身體交給一個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個男人將銀幣投在她的裙上，將她帶出與他同臥，否則她不準回家，女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一定要和第一個投給她錢的男人一同睡去。當她和他共臥，盡到了她對女神的職責后，她就可以回家。”

中國關于娼妓的記載最早見《戰國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清朝學者褚學稼也曾撰文寫道：“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管仲由此成了青樓始祖，民國時期，揚州和鎮江等地的妓院里都供奉著管仲像。

與數千年妓女史相對應的，是一樣古老的嫖客史。嫖客與妓女共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誕生名妓的時代，往往也誕生著名嫖客，如柳永，如白居易，如周邦彥，如宋徽宗。在那個嫖妓還沒有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年代，他們因為善“嫖”，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人的文藝生活。

李銀河把中國性文化的變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古代，那時的人們把性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沒有什么罪惡感。到了宋明理學占主導地位以后，進入第二階段，受“存天理，滅人欲”觀念影響，中國開始啟動反性禁欲的思維模式。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后，人們重新開始肯定性，認為性并不是壞事，有種回歸的意思，“但又不是完全回到古代去，是螺旋式上升的感覺，加入了一些現代的觀念進去”。

中國人對性交易的態度大致也隨著這三個階段流轉。黃海波、王全安嫖妓事件在媒體上曝光后，網絡上出現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聲音，他們一改往日大肆謾罵、批判鞭撻的網絡風格，而是很理性、客觀地去分析和看待人性，這是李銀河希望看到的。她認為早年的計劃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封鎖了人們的欲望，也封鎖了性，而市場經濟正在將其解凍。

在她看來，中國現行的賣淫嫖娼管理制度主要依據的是1950年的社會狀況，當時社會普遍貧困，新生政權以解救婦女逃離苦海、打擊階級壓迫為由，取締了妓院。但60年過去，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的妓女心態跟我們想象的不太一樣，以前老覺得她們好像是受壓迫、被欺負，需要解救，現在看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她們大部分人都沒有覺得自己水深火熱，很多都是自愿的，有些農村出來的小丫頭還成了家里的頂梁柱，贍養父母，給家里蓋房子，供哥哥弟弟上學……”

實際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嫖妓不再只是男人的獨有屬性，召男妓的女性也大有人在。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性工作者組織的代表向李銀河等人講述了她嫖男妓的親身經歷。“她平常老是為別人服務的，現在反過來讓人來服務服務她。講得可興高采烈了，說有一排漂亮小伙子，等著她挑選。”李銀河轉述。

現在大家有錢了，有人想往這方面消費，馬上就會有人來提供服務，這是用多嚴厲的刑罰都掃不掉的�，F在完全是一個由市場來決定的狀況。”李銀河認為，法律對妓女和嫖客的打擊往往也只是把他們趕到地下，并不能做到完全取締，這反而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幾年前，她參加北京市刑警部門的一個座談會時了解到，某一年北京市160多起未破謀殺案中，37%跟小姐有關，“因為身份證都是假的，出來干什么家里也不知道，受了侵害也不敢報警，犯罪分子抓住她們的弱點，就搶劫她們”。

近年來，李銀河一直在通過多種途徑就“賣淫非罪化”、“取消聚眾淫亂罪”等議題向兩會提案，但鮮有收到回音。

王全安因嫖娼被抓后，她在博客上寫了一篇名為《性欲望及其界限》的文章。文末，她提出了這樣一個設想：可不可以思考一下荷蘭德國等國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性交易的處置方式的內在邏輯，可不可以借鑒一下他們的成功經驗，把中國人的同等行為處置得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