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力量”的少年
日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貧窮一直是故鄉留給賴昌星的童年記憶。但無論是兒時玩伴還是小弟賴昌圖都強調，在那個普遍貧窮的時代，他們家并不算特別困難。在賴文建和賴昌翁的描述中，童年生活因貧窮而更顯簡單，有著一種不復追尋的田園牧歌般的詩意。
賴文建那時住在賴昌星家隔壁，他們這一幢樓里差不多大的孩子，上學時相約同行，下課了一起回家。童年最大的歡樂，都在簡單的游戲中度過。
他們最愛的是游泳，不上課的下午，要在臟兮兮的水壩里泡四五個鐘頭，即便是上課，午休的時間也被利用起來，吃完飯碗筷一丟，在水壩里泡兩個小時，離上課只剩一刻鐘時再一路小跑到學校。還有一種沖關游戲，小孩們分成兩撥，防守的一撥站成五條線，攔住進攻者的沖擊，進攻者一口氣沖過五條防線就算贏，反過來，則算防守方贏。
最令人回味的時光是在夏日的夜里，家家戶戶在家門口搭個簡易床，用竹子和紙板做成扇子，就在外面納涼睡覺。那時連蚊香都沒有，只能利用燒麥稈產生的煙霧來驅蚊，這幫孩子就是在這樣的裊裊煙霧中捉迷藏，因為房子很多，家里又沒有燈泡，只有煤油燈和蠟燭，一個人藏起來經常一晚上都找不著。
農村的孩子普遍讀書很晚，賴昌星直到9歲才上學。家庭的貧困、“文革”對教育的破壞，使得與他同屆入學的同學逐漸流失，一年級時還有五六個班，到進入五年級畢業班時，只有一個班碩果僅存。賴昌星的“學歷”并非他自己記憶中的三年級，而是五年級。
1973年五六月份，賴昌星班上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要去香港，這個畢業班的語文課由其他幾個老師分著上，賴世雄就是代課老師之一。由于給賴昌星上課不多，他對于這個學生并無太多印象。曾教過賴昌星的數學老師賴錦星對這個昔日學生的唯一印象，也只剩下“長得很漂亮，很多老師看見他都忍不住要去摸一下他的頭”。
賴昌星比賴昌翁早一年上學，但賴昌翁讀到三年級時，兩人竟然變成了同班同學。由此，賴昌翁猜測，賴昌星應該是留過一級。那個時候一套小學教材分十冊，他倆都讀到了第十冊。
“賴昌星在學校喜歡打籃球和乒乓球，他個子不高，但是速度快，力氣大。功課一般，數學馬馬虎虎，要他寫點東西，搞不來。上課不怎么專心，要交作業了，臨時借我的抄一下。”賴昌翁強調說，“但是他的頭腦好。”賴昌星自己顯然也這么認為。日后，他把自己的才智用到了做生意當中，比如，他能輕松記住300多個電話號碼。
干農活當然是每個農村孩子的必修課。賴昌翁回憶，有一段時間，他們凌晨兩三點就要起床，背著糞箕，拿著糞耙，漫山遍野地拾豬糞和狗糞給大隊的地里做肥料。上學前還需要拔青草喂自家的兔子，挖了松菇為家里換幾個零用錢。
賴文建說，到了冬天，他們天不亮就要走到1公里外的山上，去大隊的地里挖地瓜。生產隊白天挖地瓜時把大的挖走了，會剩下一些小地瓜，他們這些小孩結伴去挖出來，好一點的自己吃，差一點的喂豬、喂兔子。冬天的早上很冷，他們穿著拖鞋上去，單薄的衣服滿是補丁，山上風大，一群孩子凍得不得了。賴文建說：“別看這玩意不值錢，但是埋在地下，用鋤頭耙，耙很久才能耙到一塊。”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賴昌星開始在同齡人中顯露他出眾的號召力。眾多挖地瓜的孩子中，他經常是那個組織者。“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氣，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緣好，講義氣，看見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撿得少，會主動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給別人。”
有理由相信，這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表現出來的對人的體諒，來自父親樸實的言傳身教。
家族的基因
賴昌星父親賴永等的好名聲不僅限于燒厝，至今，在附近的賴氏五村提起他，鄉親們依然深懷敬意。賴昌翁說，上世紀50年代村里搞生產隊分組的時候，村里一些最窮的人家沒人愿意要，賴昌星的父親把他們統統撿過來，合成一個生產隊。
在擔任生產隊大隊長兼書記期間，賴永等領著村民開荒、種樹、種水果。那時村里家家戶戶都種麥子，但吃不完的麥子很難賣出去，他想辦法弄了個用手搖的做面條的機器，全村僅此一臺。村民把脫了殼的麥子送來他家，他就幫著加工成面條，很方便。副業的成功，讓燒厝村的經濟情況在附近幾個村子里還算不錯。由于農村建設搞得有聲有色，政府還專門為村里蓋了個禮堂，這在當時可算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標志。燒厝村也因此成為一個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來參觀。
在賴昌圖的回憶里，父親是個“沒脾氣的人”，從來沒發過火。因此，他經常充當著“擺平”村里矛盾的角色。怎樣“擺平”？“兩個人吵架，討好一個，再討好另一個咯。‘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算了。’”
不知與賴永等早年在村里大興副業有無關系，據賴昌翁回憶，早在“文革”期間，燒厝就有了算盤廠、印刷廠等好幾個工廠。作為賴家最早見過世面的孩子，賴水強還入股了算盤廠，很早就全國各地到處跑銷售。這期間積累下的銷售渠道資源，也為日后賴昌星所開麻紡廠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兒時玩伴賴永獨回憶，早在讀小學時，賴昌星就跟他一起賣過油條、包子、冰棒，還從果農手里買進水果，再在公路邊賣給路人。關于賴昌星的經濟頭腦，賴昌圖只是淡淡地表述為“從小就想賺錢”。對于經商傳統深厚的閩南人而言，獲取財富可能是一種骨子里的本能。
按賴昌星本人對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的回憶，1973年小學畢業后，他先是在家種了一陣地，然后跟著哥哥一起到部隊挖了一年多水井，之后又去了泉州挖防空洞。
賴文建跟他一起去的泉州，他回憶說，自己那時跟賴昌星住一個工棚里面，每天早上4點起床，晚上八九點收工，一天要工作10多個小時。賴昌星推獨輪車，400公斤的土筐，推到兩三公里外的地方倒掉，一天不知要重復多少遍。“晚上回來吃了就睡，累得不得了。”即便這么累，他倆還是咬牙堅持著，原因很簡單，“在生產隊，一天只能掙兩三毛錢，在這邊給包工頭干，一天掙三四塊。”那時候的賴昌星，身體素質好，干活出色，加之能說會道，與周圍人關系很好。
工程做完后，賴昌星回到了燒厝。在村里的農機廠謀得了一個跑業務的工作，但不久碰上針對非公有經濟的“運動”，廠子停產了。那是在1976年，當時還隸屬晉江的石獅鎮出現了螺絲大王、水產大王等八位年收入過萬的商販，是謂著名的“八大王”。該年，新聞紀錄片《鐵證如山》在全國各地播放，其中有一段解說詞稱：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余萬元。
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對賴昌星的影響其實很有限。運動過去后，他很快就與五個村民集資辦了一個小的汽車配件廠，每個人出幾百塊，幾個人既當老板又當工人。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資。工廠就開在其中一個集資者家里，廠里一共4個爐，每個爐灶4個人，一個拉風箱的、兩個掄大錘的，還有一個師傅掄小錘。
賴文建那時和賴昌星在一個爐灶掄大錘，10來斤的大錘，每天8個小時不停地掄下來，雖然也很累，但畢竟比在泉州打工時要好很多。只是他們的貨發出去，錢卻收不回來，讓他們很是郁悶。這樣光拿工資，做下來一個月也才五六十塊。
這段時間里，賴昌翁成天跟賴昌星膩在一起，“每天晚上，不是我上去他家，就是他下來我家”，兩人抽著兩毛八一包的“水仙”煙瞎聊。“他掄大錘是把好手，有一次他跟我比，兩人用大錘打鉆頭，看誰更準，最后我都沒他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