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的夢想
賴昌星的精力并不專注于勞動本身，他“萬能的頭腦”時刻都在尋找著更賺錢的路徑。在集資的汽配工廠干了一兩年后，他做了一個決定：自己單起爐灶，開了一個紡織機械廠。因為沒有地方，他買下了自己家對面一家人的房子，改建成廠房，還請了個師傅幫忙。賴昌翁這個時候擔任著生產隊的出納，賴昌星的廠子要買煤、鋼材等原料時，有時不夠錢，找到他拿幾千塊錢墊上，過一兩天就過來還。
這個廠子帶給賴昌星的一個意外收獲是，在這期間，他邂逅了曾明娜。其間細節，曾傳章并不愿回憶，只是粗略地概括為：“他那時到處聯系麻紡生意，在蓮嶼這邊談生意時遇到了明娜，不久就托人來介紹。”這是在1981年。事后回溯，對于賴昌星而言，這場婚姻的意義除了完成傳宗接代的自然使命，也讓他找到了日后“事業”上最親密的搭檔。
事實證明，賴昌星出來單干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相比汽車配件而言，做紡織機械的人還不多，更為重要的是，他趕上了改革開放后的來料加工型經濟大潮——浙江、福建和廣東的沿海村鎮蓬勃發展的制衣業，為他的廠子帶來了巨大的市場。除了做紡織配件，他也做利潤更高的紡織機床。由于廠里沒有足夠的空間用來組裝，需要裝車時，還得借用小學的操場。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初具青年企業家的氣象，他擠火車、睡地下室，全國各地跑銷售，努力用自己的執著與熱情彌補文化的缺陷——最開始跑業務時，他甚至不會講普通話。在一張上世紀80年代初攝于河南的照片上，正在與客戶談生意的他蓄著小胡子，穿著一件白色V領毛衣和牛仔褲，雙手交疊著放在翹起的腿上，袖子高高挽起，看起來干練而誠懇。很快，繼父親大搞農村建設成為省里的典型后，他的紡織機械廠也成為省里領導參觀的對象。
紡織機械廠取得的成功，促使賴昌星相繼開辦了印刷廠、雨傘廠，并從中獲得了可觀的財富。賴水強日后接受央視《新聞調查》采訪稱，這個時候“錢很多，一年能弄到一兩百萬”。
在財富之旅的第一個巔峰，賴昌星做了一個讓人略感吃驚的決定：他到石獅去了。
賴文建說不清賴昌星是因為何種機緣去石獅的，只是聽說他在做紡織配件生意時認識了一些石獅的朋友，把他拉到石獅去了。也許是在做紡織配件生意中，看到了服裝生產帶來的巨大利潤，他在1989年與一位姓吳的朋友在石獅開辦了“蝶燕服裝廠”。
賴昌星進軍石獅，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這個原隸屬晉江的小鎮，因為商品經濟急速發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無法與之相適應，在1988年底脫離晉江成為縣級市。
《石獅市志》這樣描述這個過程：1979年，海關放寬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國探親攜帶物品的規定。由于放寬的幅度大，大量僑貨港貨源源涌入石獅。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華僑和港澳同胞除帶進電視機1130臺、收錄音機6276臺、計算器25009臺，還有經中國旅行社托運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萬公斤，以及從郵局寄進的10.2萬余包貨物包裹。由于華僑物資太多，重新出現了大量小商販，石獅成了聞名全國的“洋貨”市場。
據知情人的描述，當時石獅的汽車站幾乎是福建省內開通長途班車線路最多的一個。直到現在，“摩的”司機也會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訴你，晉江“摩的”的起步價是3塊，而石獅是5塊，“因為這里是石獅”。
滑向走私淵藪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擁有了紡織機械廠、雨傘廠、服裝廠等產業，但據他日后對《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詹姆斯·麥克格雷格的回憶，真正觸動他的是倒賣電子產品所能掙到的巨大利潤。這個時代全民倒賣電視的瘋狂舉動，在日后的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里，被親歷過此過程的導演葉京詳細描繪：幾乎全國的客戶都提著現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尋找可能的貨源，輕松一倒手間，價格便已翻了幾倍。麻煩在于，要解決貨源、運輸等問題，需要搞到各種各樣的“條子”。
賴昌星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1989年，他設法認識了當時在石獅市公安局任副局長兼政委、日后成為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的莊如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尋訪到的曾在1989年任職于石獅市公安局的兩位警官都拒絕了采訪，對于賴與莊往來的了解也就無從深入。
莊如順在石獅期間給予了賴昌星多大的幫助，一直是個謎。據賴昌星對麥克格雷格的回憶，當時，國營的中國旅行社利用渠道優勢，已經在電子產品領域建立了非常賺錢的業務，主要是出國人員為國內家人購買免稅電視、音響和家用電器。出國人員在回國前從國旅獲得免稅代金券。然后他們可以在中國憑票購買免稅產品，再帶給家人。
賴昌星組織并壟斷了此類代金券的二級市場。旅行社代理和導游會替他從出國人員那里購買這些代金券，然后賴再用這些代金券成車地兌換彩電和家用電器。他還進一步擴張業務，為海外華人組織打折中國旅游團，這些海外華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給他的導游。
在此過程中，賴昌星并不從事生產，他只是運用自己的組合各類資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騰挪倒換中攫取利潤。這對關系資源——他稱之為與高層官員的友誼——的依賴十分明顯。在財經作家吳曉波描繪的中國企業成長史中，在一切資源都控制在國家手中的轉軌期，利用兩種軌道之間的灰色間隙，通過倒賣各種指標積累財富的行為并不鮮見。
但賴昌星與其他企業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從這種介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行為中及時收手，而賴昌星則滑向了比這還要深的淵藪——在石獅這個走私的前線，他很快發現直接走私的利潤空間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賴水強的話說，此時的他，“開始小小的走私，有時候混裝一點偷運進來，刺激了他，總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潤大，就往這個方向發展。”
石獅的走私風潮，幾乎與海關對僑貨、港貨的放寬同步�！妒{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東南沿海出現嚴重的海上走私，港臺走私船直接駛向深滬灣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機”和日用工業品等。石獅周圍5個沿海公社的漁業大隊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動，甚至廣東沿海的走私貨也運到石獅銷售，使華僑物資失去競爭力，石獅市場銷售的洋貨，逐步為走私貨所取代。
而在參與走私最嚴重的永寧公社沙堤大隊，早在1980年，51艘漁船全部參與走私，涉及549人，占該大隊人口數的67.73%。
知情者介紹，石獅的走私，其實從“文革”期間就開始了，一開始是手表，之后是電器和摩托車，最后是服裝和香煙。
發跡之后
盡管做好了足夠的準備，但走在沙堤村，這個村子的富庶還是讓《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略感驚訝。在這里幾乎看不到舊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層或二層以上的漂亮樓房。從敞開的大門中往里看，內部裝修的精致和家電的齊全，在沿海地區的農村里也算少見。
村里沒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邊。這里的任何公共設施，小到籃球場、家廟的欄桿，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資修建，因此，村里最隨處可見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資名錄。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很自然生發的一種情感，是對宗族的強烈依賴和認同感。較之村落共同體的現實利益，國家利益顯得遙遠而抽象。
至少在賴昌星所在的燒厝便是如此。即便作為人民教師，對于賴家，賴世雄最樸素的感受仍是感念：當年若不是賴昌星的捐資，遠華中學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別家，給賴氏五村的子弟憑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說，還會讓村里喪失一個固定的經濟來源——一個1500人的學校，每天產生的消費是多少？看看馬路兩旁密集的飯館就知道。
他進一步對記者分析，對于晉江這樣靠來料加工發家的地方來說，賴昌星帶來的廉價原材料無疑增強了本地企業的競爭力。
探討走私對于國家的影響，是個過于宏觀而專業的問題。這樣的影響往往隱而不彰，賴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與普通生意的區別。在接受麥克格雷格采訪時，他認為自己并未背叛國家，“我從來沒有偷國庫里的錢，我只是在它們進入國庫之前才拿這些錢，它那時還不算國家的錢呢。”
賴昌星確信自己找到了最適合自己追逐財富的路徑依賴。被石獅稅務部門查封了在石獅的工廠之后，賴昌星并沒有因此而走回頭路，而是帶著400萬美元資產離開了石獅前往廈門，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幾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廈門。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成為日后媒體津津樂道的那個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卻仍保持著乍看之下與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稱的謙恭。
賴昌翁最后一次見到老同學賴昌星是在1995年。那時，賴昌星要建88層的遠華國際中心，在挖地基時挖到一塊大石頭，請他去幫忙挖掉。此時的賴昌星躊躇滿志，要在廈門建一座遠華城。這位大老板對困難時刻幫助過自己的兒時伙伴很親熱，“他跟司機講，這是我真正的老同學。”賴昌翁回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