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東北，擁立清朝廢帝溥儀建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立國必定都，當時供日偽政權待選之地不少：沈陽、哈爾濱、大連……孰料，幕后操盤的日本人最終卻選擇了聲名不顯的長春，連定奪國都之名都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復京”、“盛京”等名一律不用，稱之“新京”。
定都長春源于“三忌諱”
很多人至今不解，當年的長春不過是一個僅13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無論是歷史底蘊、經濟實力還是人口數量、城市建設，均與哈爾濱、沈陽不可比肩。日偽政權為何放著現成的大城市不要，非要選擇一座普通城市另起爐灶呢?究其內因，是日偽政權心存三大忌諱。說得更具體些，是日本人忌憚“三股勢力”：俄國人、奉系軍閥、前清殘余。
為爭奪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的中國東北，日本與俄國曾進行過激烈角逐。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沙俄牽頭掀起“三國干涉還遼”，硬逼日本從嘴里吐出東北這塊肥肉。日本心懷怨恨，經十年臥薪嘗膽，于1904-1905年挑起日俄戰爭，擊敗俄國與其平分東北。不過，沙俄雖戰敗，其勢力與影響卻不可小視。尤其是哈爾濱，經沙俄長期經營，“俄化”嚴重。而日本的心腹之患正是北方的俄國，早晚必有一戰。因此，以地處戰爭前沿的哈爾濱為偽滿都城，是日本最先拋棄的選項。
崛起東北的以張作霖為核心的奉系軍閥，雖然表面依靠日本，但骨子里卻涌動著反日傾向。張作霖對日本人陽奉陰違，被日本人視為暗伏的絆腳石，1928年，日本人將張作霖炸死在皇姑屯三洞橋。其子張學良心懷國仇家恨，與日本人更是不共戴天。日本通過發動“九·一八”事變，雖然迅速占領全東北。但東北軍的勢力盤根錯節，民間抵抗風起云涌。沈陽又是張氏父子經營多年的大本營，若定沈陽為偽滿國都，不安全感如影隨形，故不取。
溥儀是前清廢帝，退位后不甘寂寞圖謀復辟。被日本人從天津花言巧語騙到東北，當上了偽滿洲國的皇帝。即便如此，日本人對溥儀及其他前清遺老遺少仍加倍提防，明確告知溥儀，日本在東北建立的是一個嶄新的“國家”，而不是大清王朝的卷土重來。而溥儀本人念念不忘的則是光復祖宗基業，何曾想過轉換門庭?但在個人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危境中，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所以，溥儀表面似乎與日本人同枝連氣，實際上雙方各懷鬼胎，根本不是一條心。
在這種彼此猜忌的前提下，日本人對以溥儀為代表的前清殘余自然時刻戒備，連溥儀私人衛隊這種形式上的武裝力量都受到嚴密監控。日本人的心思是這樣的：若將偽滿國都定在沈陽，這塊前清的發祥重地，會不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騷動?會不會令外界產生“日本人在幫溥儀復辟大清”的不必要猜想?
有此心理防范，日本人在為偽滿國都定名時都神經過敏。 1932年3月10日，剛剛成立的偽滿洲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偽國務總理鄭孝胥、偽各部總長，主持會議的是偽國務院總務廳長、日本關東軍部長駒井德三。會議的主題是為偽滿國都確定名稱。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兄弟穆爾哈齊的后裔、偽財政總長兼吉林偽省長熙洽提出新都名稱應為“復京”，暗指為“復辟的京城”，駒井德三連連搖頭。 4天后開會再議此事，某前清遺老提出新都以“盛京”為名。駒井德三毫不客氣地一票否決：“叫‘盛京’是不行的!這不是清朝的復辟嗎?我們要建設的是一個新國家! ”鄭孝胥見意見相持不下，便說：“如果叫‘新京’，據我所知，執政閣下(溥儀)也不會有什么異議的。”就這樣，這次會議決定長春更名為“新京”，第二天就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發布。
“盛京”的名號響亮而堂皇，為何不取?因為前清入關前，其國都就叫“盛京”，即今天的沈陽。在日本人看來，新成立的“滿洲國”怎么可以用一個清代都城的舊稱?本來就有傳言，稱日本助溥儀復辟大清，都城再叫“盛京”，豈不是授人口實，不打自招嗎?實際上，按日本人的底牌，連“滿洲國”這種徒有其名的傀儡政權都是不想成立的。最好是武裝占領，直接將東北劃入日本版圖。只是迫于國內外壓力，退而求其次。試想，連對盛京名號都如臨大敵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將前清起家的沈陽定為偽滿國都呢?
因此，盡管哈爾濱、沈陽等城完全有資格成為偽滿都城，但上述之地因是日本人忌憚的“三股勢力”的盤踞地，存在著大量危及偽滿政權的不穩定因素，自然被排除在外。而與俄國、奉系、前清均瓜葛不大的長春，盡管城市起步較晚，沒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深厚歷史積淀。但在日本人看來，卻是一塊大有可為的“清凈之地”，是偽滿都城的不二選擇。有人說，長春之名起自建于附近的遼代“長春州”，但據專家考證此說乃杜撰。由此可見，與沈陽等東北大城市比，長春的歷史幾近空白，連名字都無甚淵源，引不起多少時間記憶，而這恰恰是日本人求之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