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砸文物

面對質疑，無論“王剛砸贗品”節目組怎樣自我辯解，都難逃三個悖論：首先，誰有權力判斷文物或藝術品的生死?文物鑒定是一項技術含量極高的工作，有時肉眼無法判別還要科學儀器檢測，在節目錄制現場，幾個專家短時間內就能斷定真假，是否過于草率?

其次，是贗品就一定要砸掉嗎?我國自宋代以來，就一直有后代仿前代藝術品的慣例。這種對前人的學習和傳承，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健民所言，無論是古代文物還是現代藝術品，這一砸都是一種破壞和毀滅，都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破壞和否定。贗品本身并沒有原罪，瓷器等高仿文物也凝聚了制作者的心血和收藏者的感情，只要不冒充真品，誰也無法剝奪其作為藝術品鑒賞的價值。

此外，砸錯真品了誰能負責?破鏡難圓、覆水難收，一件文物砸毀了就不可能復原。盡管節目組回應稱“砸錯的可能性連0.1%的幾率都沒有”，但再小的砸錯幾率都存在破壞文物的潛在可能。早在2009年，臺灣地區的收藏家羅有生就在一次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假如10個電視臺、100個電視臺都做這樣“去偽存真”的節目，若干年后中國瓷器就被砸完了。

除了拿粗暴當噱頭，追求眼球效應外，“王剛砸贗品”實則砸出了當下文物鑒定的監管漏洞。業內人士稱，目前國內藝術品鑒定市場處于“三無”狀態：一是無法律管，許多國家都有專門針對鑒定人員的管理法規，這在國內還是一個空白，《文物認定管理暫行辦法》等與文物鑒定有關的法律制度，幾乎都對民間的文物鑒定沒有涉及;二是無機構管，文物部門只對其批準設立的文物司法鑒定機構進行管理，民間文物鑒定目前沒有機構管理;不少與文博相關的社會機構都能發放鑒定資格證書，掛著各種名頭的鑒定師、文物評估顧問大行其道，堂而皇之地從鑒寶活動中撈得好處。三是無責任擔當，現行《文物保護法》沒有針對文物鑒定環節擔責方面的規定，鑒定不實除了名聲上的損失，無須為所造成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或經濟賠償。

正是由于鑒定行為缺少監管約束機制，才有了“王剛砸贗品”的草菅“寶”命。著名收藏家姚政為此發出“中華文物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疾呼，要想“砸寶錘”下留情，除了需要媒體和收藏界加強行業自律，更需要完善文物鑒定監管機制，建立起統一、規范的文物鑒定資格認證制度，厘清鑒定機構和個人的責任，促使其對手中的權力多一分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