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某、孫某向京華時報記者證實親手寫下上述證詞。

孫某介紹，在勞改隊，賈相軍從不悔罪，拒絕改造，還咬破手指寫血書申訴，“他不要分，不要減刑，誰給他分他罵誰。”賈相軍經常神經兮兮寫申訴，又很固執，獄友戲稱他為“賈神經”。

賈相軍說，他多次頂撞過勞改隊的干警，干警勸他“申訴歸申訴，改造歸改造”，他爭辯說：“我沒有犯罪事實，沒有犯罪苗頭，我的思想是健康的，不需要改造。”

會見父親時，他將申訴材料和獄友證言送出。賈相軍說，每次會見出監所、進會見室都要搜身，他把材料藏在褲襠里，總能蒙混過關，有的當面塞給父親，后來會見時要隔著玻璃，他便從玻璃上空扔過去。

為了翻案，賈相軍在獄中念了兩年函授大專，讀書看報，以提高文化水平。賈慶瑞則先后買回四十多本法律書籍在家硬啃，這些書包括《再審程序》《刑事偵查學》等，他變賣糧食家產，向各級檢察院和法院提出申訴。

差點改判

對于賈家的申訴，聊城中院1992年和1993年兩次駁回，聊城市檢察院1994年1次駁回，山東高院于2003年1次駁回。

最高法院也調走卷宗查過賈案。賈慶瑞稱，1997年，他在最高法院查到，當年1月30日，該院刑二庭曾給山東高院發內部函《發現新的證據來函通知》，認為原裁判事實不清，要求查明。

今年4月17日，賈慶瑞帶京華時報記者找到聊城中院一名退休法官，該法官證實最高法院確實有該內部函。

上述要求不具名的法官稱，20多年前，聊城中院受理申訴后，合議庭及告申庭的法官均認為此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按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當時總結出7個問題，腳印是最重要的一個。

在卷宗里，承辦法官注意到，發現死者的魚塘抽干后，出現一雙赤腳印，是否與賈相軍的腳吻合，疑點很大。

賈慶瑞表示，他當年從律師和承辦法官處了解到，魚塘中真兇留下的赤腳印都是26.5厘米長，而鑒定人鑒定賈相軍左腳26厘米、右腳26.5厘米。賈相軍1993年服刑時，賈慶瑞帶著專業人士去會見，測量結果為左腳25.69厘米，右腳26.05厘米。此外，賈相軍供述他是從一邊下去，原路返回，而現場勘查顯示，赤腳印從一邊下去，另一邊上岸。

上述法官稱，最高法院在調卷時也問到赤腳印問題，要求查清。但中院法官找警方辦案人員座談時，辦案人員稱，當時根據赤腳印制作的石膏模型已丟失。另外，主辦人員還承認因“賈相軍態度不好，打了他兩下”。座談時，這些話都記錄在案。

該法官稱，警方結案后，不少辦案人員立功被提拔，因此翻案阻力很大。承辦法官匯報應改判無罪的意見后，中院審委會不同意報省院，省院分管申訴的一名庭長也不同意改判，中院只好駁回申訴。

賈相軍出獄后，曾找過一名宿姓律師代理申訴。去年6月，宿律師在聊城中院查到，該案所有卷宗在山東高院。山東高院確認有卷宗，但只讓復印1991年11月核準死緩的報告。

核準報告顯示，中院移交了全部案卷共計5宗，山東高院未允許復印。

22頁的核準報告中，亦能看到諸多疑點。

其一，現場勘查“提取被害人陰道分泌物化驗，檢出人精斑(但因量少，又在水中泡時間較長，未能檢出血型)”。其二，復核死緩的承辦人認為，“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實是被告人所為，但從被告人口供與尸體檢驗、現場勘查等情節都是吻合的，特別是尸體與自行車捆綁沉入魚塘中，還有死者的鑰匙、紀念幣等物品與尸體分離情況，與被告人供述是一致的。如不作案的話，是不會知道魚塘里除尸體外，還有鑰匙、紀念幣這一情況的。大量的間接證據可以認定是賈相軍作案。”

賈相軍解釋，死者的鑰匙等并不是他供述后發現的，警方也沒有帶他到案發魚塘指認現場，僅有的一次指認也是在其他地方，當時，被問到死者小提包下落時，因受不了毒打，他瞎編被他扔到一個臭水溝里，警方帶他到場后，并未尋獲。“這個小提包一直沒有找到，也沒有出現在物證中。”

賈相軍認為，一審判決和省院核準裁定，僅憑口供定罪，沒有指紋、DNA等任何直接物證，赤腳印也對不上號。

閱卷無門

盡管拒絕認罪減刑，賈相軍后來還是被數次減刑。1993年11月16日，山東高院裁定減刑為無期徒刑。1996年，山東高院裁定減為有期徒刑18年，此后根據其服刑期間表現，聊城中院裁定減刑3年8個月。2010年12月21日，賈相軍獲釋。

兒子回家后，念玉環已經不認識他。賈相軍稱，剛判那幾年，母親還來探望過，但后來精神病越發嚴重，有一次突發癔癥，在會見室拉著他說“一起回家”，兩人抱頭痛哭。

賈相軍三弟稱，二哥剛出事那幾年，村民見到他們家的人就躲，還警告小孩，不要跟強奸犯的弟弟一塊兒玩。賈慶瑞說，發生變故后，與他相交的8個好友均與之絕交，一些親戚也都疏遠。20多年來他堅持申訴，村民和親友的看法才漸有改觀。

重獲自由后，賈相軍做的頭一件大事是跑到照相館，他昂起頭，嗞開牙，把當年審訊時磕落一顆上門牙及磕破下巴殘留的印記拍成照片。“這些傷是我被刑訊逼供的見證。”

他開始打工掙錢，當搬運工，當裝修工，為申訴籌措經費。去年9月，賈相軍在北京找到律師周澤和楊學林。兩人研究材料后，認為此案是個冤案，決定代理申訴。他們感慨賈相軍是活著的聶樹斌，“要不是那年他還不到18歲，也會一樣被槍斃掉。”

去年12月22日，兩名律師向山東高院申請查閱賈案卷宗，接待他們的立案庭庭長戚軍表示，賈相軍的申訴復查已超過兩次，要查下以前的復查情況，能否再次受理申訴，不能立即表態。

楊學林表示，最高法院雖然有兩次復查就不再受理的文件，但只是針對一般情況，如果確有冤情證明無罪，第三次受理申訴復查也不犯法，有錯必糾不應受限制。再者，即便當事人不申訴，他也有權復制與自己有關案件的卷宗。周澤亦稱，刑訴法規定院長就可啟動再審程序，不受兩次復查的限制。

戚軍說，法院不可能明知是錯案還不啟動再審。他出去片刻后回來稱：周、楊兩人閱卷不符合法律規定，不能閱。兩位律師要求出示法條，戚軍未出示。

周澤表示，律師作為申訴代理人閱卷是天然訴訟權利。“本案，無論是從代理律師的閱卷，還是從賈相軍本人的復制案卷來說，都應該不是問題。既然現在對代理律師閱卷有爭議，我們可以暫時不談，那就先讓賈相軍作為當事人復制案卷，這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戚軍去請示院領導，回來后稱，閱卷問題以及申訴能否受理問題，該院研究有分歧，當天不能定，此事經研究后，再一并答復。

4月8日，京華時報記者陪賈相軍來到山東高院信訪大廳，接待他的負責人稱，戚軍庭長和另一副庭長均出差，無法接待。賈留下手機號，至今未獲答復。

賈相軍服刑期間，祖父祖母先后去世。去年3月底，念玉環在醫院病逝。去世前，她恢復意識，喊了賈相軍的小名“二小”，“光拉著手哭。”一周年忌日時，賈相軍在母親墳前默想：自己的案子會有昭雪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