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出生在帝王世家的人來說,能登上至高皇位那是無比自豪的事啊,可是有的人卻不這么認為,甚至一度謙讓,就是不肯坐上君主之位,那么吳國賢公子季札為什么執意讓國呢?這是什么回事呢?和小編一起來回顧下這段歷史吧!
不愿做握有生殺大權能夠主宰他人命運并且富有四海的一國之君,難得一聞,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這個奇人就是吳王的第四子季札。更令人稱奇的是,季札的三個哥哥都能夠謹遵父王遺命,不傳子而傳弟地一心要把國君的寶座最終傳給他,這對于那時乃至以后的兩千年,都使人感到匪夷所思。
公元前561年,吳王壽夢臨終前把四個兒子諸樊、馀祭、夷昧、季札叫到床前,說:“我們吳國要光大基業必須任用賢能,你們四人都是良才,但季札更出類拔萃,所以我想把王位傳給他。”季札以禮制被廢不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為由,堅辭不就。壽夢死后,諸樊主持國政,一年服喪期滿,引古代禪讓習俗讓位于季札,仍不就,并因此而避走山野。諸樊無奈,將延陵(今江蘇常州)封給季札,從此,季札被稱為“延陵季子”。
吳王壽夢一直想立季札為世子,而季札固請辭讓。于是,吳王壽夢只得立長子諸樊為世子。壽夢去世之后,諸樊想實現父王的遺愿,再次讓國於季札。而季札又推辭不受,還為之離家退隱,躬耕勞作,諸樊便繼承了王位。
十三年后,諸樊病重,臨死前對二弟馀祭、三弟夷昧說:“你們都得用兄終弟及的方式將王位最后傳給季札,實現父親的遺愿。”馀祭繼位十七年去世,夷昧繼位,四年,將死,要把王位傳給季札,季札仍然堅決推辭,說:“我平生最想做的是實行賢人的為人之道……富貴于我如過眼煙云。”再一次逃回延陵。公元前527年,群臣無法,立夷昧之子僚為王。
但是,季札卻再次拒絕,并再度歸隱而去。于是,吳人只得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史稱吳王僚。而這卻引起了一個人的不滿,此即吳王諸樊之子公子光(吳王闔閭)。
后來便是諸樊之子公子光在伍子胥的謀劃下,以勇士專諸用魚腹藏劍的辦法成功刺死在位十二年的吳王僚,光繼位自稱吳王闔閭。季札深以這樣爭權奪利的殺戮為恥,哭祭吳王僚后,再未踏入吳都一步,老死葬于延陵。孔子親自為他題碑:“吳延陵季子之墓”,表示自己深深的崇敬。
公子光認為自己身為吳王壽夢的長孫、諸樊的長子,本該由自己繼承吳國王位。當初父王沒有將王位傳給自己,而傳給了二叔馀祭,是為了能讓四叔季札繼承王位,以實現爺爺的遺愿。而今,父王傳位給二叔,二叔傳位給三叔,三叔傳位給四叔,四叔不受。按理就該再傳給我,卻擁立了三叔之子僚為王,是何道理?
公子光便陰納賢士,而欲襲殺王僚以奪取王位。其后,公子光在伍子胥的輔佐與舉薦之下,而以專諸刺殺了吳王僚。公子光得以繼位,是為吳王闔閭。而待季札出使歸國,也只得接受現實,而說道:茍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季札便到吳王僚的墓前哭訴一番,而稟復出使之命。事畢,復位而待公子光之命(即承認吳王闔閭的合法地位)。那么,作為吳國的賢公子季札,為何要執意讓國,以致吳國有弒君之事?
季札為什么執意讓國?
首先,季札雖很賢能卻并不適宜亂世為君。春秋后期,乃大爭之世,仁義之君越來越不合時宜。吳國需要的是吳王闔閭那種強者,而非季札這種仁者。以季札的賢明,不會看不明白。而以季札的品行,并不能帶領吳國走上爭霸圖強之路,只會讓吳國沾染過多的君子之氣,而這其實是不利於吳國在亂世中生存的。季札為吳國的前途考慮,故選擇了執意讓國。
再則,季札深諳明哲保身之道。季札在出使齊國期間,鑒於齊國的種種亂象,而對齊相晏子(晏嬰)說道: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封地與官職),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而晏子聽納了季札的勸諫,奉還了采邑與國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季札對齊國的政治看得透徹,而對吳國政治的熟悉就更不在話下了。以季札之賢明,是不難看出公子光之流的野心,而以自己仁厚的品行,又不能棄德行而與公子光之流相爭。故為免於害,只得棄王位以保其身。否則,專諸刺殺的或許就不是吳王僚,而是吳王季札了!
如何評價季札執意讓國?
首先,他的辭位可謂不忠不孝。何為孝?孟懿子問孝,孔子說:“無違”。而季札是再三地違背父兄之命。父兄均為國君,違君就是不忠于君;吳國百姓也希望他成為領頭人,他堅決不干,也是不忠于“民”。
其次,他的辭位不是大仁大義之舉。一次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辭讓顯然不是圣舉,仁者愛人,為大眾謀幸福才是大愛,才是大仁。季札是完全有“濟眾”條件的,一方面他賢能,深得父兄們的信賴;另一方面他是眾望所歸,人心所向,深得吳國百姓的擁戴,有了這樣的上下一心,吳國被治理得國強民富當是指日可待的?墒撬辉赶駡蛩从砟菢右蕴煜聻榧喝巍孟子曾對齊宣王說:“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季札“不王”,完全是“不為”之舉,是沒有擔當的表現。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何況他是吳王的兒子,他理所當然地肩負著使國家強大百姓安樂的責任。他是辜負了父兄與吳國臣民的期望與信賴的。
再次,他的辭位也無“禮”,即不講禮制。他堅決推辭的理由是禮制被廢不利于國,一開始是很有見地的。無數歷史事實表明,王位繼承如果不順利,就會導致禍亂?墒,等到三哥夷昧要傳位于他的時候,他就不應該再推辭而不知變通了。因為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已經成了事實,他此時的推脫,無異是對父兄讓位行為的否定,是無禮之極的。
最后,他的辭位還很不智。父親因為他而推翻禮制,兄終弟及,但輪到他卻戛然終止,這樣自然會在王位繼承上發生爭端。《史記·吳太伯世家》記公子光“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公子光對專諸也是這樣說的:“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結果發生兄弟相殘的局面,雖是季札意想不到的,但卻是他的辭位所致,他應該對此負有很大的責任。
后來又有了進行過“胡服騎射”改革的趙武靈王讓位,使季札的辭位無獨有偶。趙武靈王是一個有為之君,他實行的變革一度使趙國強大起來,可是因為感情作祟,突發奇想地在自己還活著的時候就將王位禪讓給了自己寵愛的小兒子,結果不僅改革終止,還出現了內亂,自己也困死于沙丘,從而使趙國喪失了與強秦一爭高低的歷史機遇。
該當仁不讓的季子的讓國行為,既沒有影響到隨后的侄子,也沒有影響到后人,沒有在中國人的思想道德、文化心理上打上烙印,實在是因為權力的誘惑太大,人不能不迷戀它。不過,倒是季札掛劍,為后人提供了一個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誠信的范例,對中國人的影響更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