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演變在不知不覺中扯上了戴笠，且還是處在向和平轉折的關鍵節點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戴笠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然危難之中的西安一行，畢竟烙上了歷史的印痕，而戴笠本人也由此做足了文章。
對于這段插曲，不少人乃至許多為文作史者有意無意地不加辨識，竟紛紛落入戴笠精心設計的一個貌似悲情的陷阱中。殊不知，戴笠這一化險為夷的“妙著”，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亦是在無可奈何之中作出的自我保護之舉。
戴笠，1897年5月生，浙江江山保安村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生，為黃埔系的中生代人物。
“特務天王”的空前慘敗
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自然是戴笠重點監視的對象，為掌握張、楊的動態，戴笠對張、楊周圍的親信人物主動交往，以錢、色、情、職為手段，布下了不少棋子。然張、楊見怪不怪，對戴使用的這套特務手段應對有方，陣腳不亂。
蔣介石與戴笠（右）
張、楊都是有心機的政治人物，為麻痹戴笠、CC系（國民黨內部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代表的派系——編者注）所派特務們的監視活動，雙方之間的往來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時還故意暴露一些雙方矛盾對立的事件。這些舉措，把老奸巨猾的戴笠和張、楊身邊的晏道剛都蒙騙了，他們滿以為張、楊“強龍”和“地頭蛇”斗爭好戲會隨著劇情的深入連續上演，卻不知張、楊賣個破綻，虛晃一槍，把戴笠們的注意力轉移了。事實也得到印證，由于戴笠這一情報系統的重大受騙，導致西安扣押蔣介石事件的順利進行。
實際上，扣蔣的軍事調配部署還是有不少響動的。自1936年12月8日張、楊決定實行兵諫以后，雙方分別進行緊張的準備工作。東北軍方面，以一零五師師長劉多荃為臨潼行動總指揮，一零五師第一旅兩個團在華清池周圍地帶警戒，以防備在采取武力行動時，蔣介石的衛隊掩蔣突圍;一零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率孫銘九的衛隊第二營和王玉瓚的衛隊第一營守衛華清池頭道門，用一個連擔任扣蔣任務，又調回甘肅固原的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和在長安軍官訓練團受訓的騎兵第六師第十八團團長劉桂五參加行動，因二人槍法精準，必要時可以有效對付蔣介石衛隊的反抗。
對于這些調配部署和目的性很強的軍事演習，戴笠分布在張、楊內部的特務和耳目竟毫無察覺和報告。雖然，此前戴笠也得到一些不著邊際的信息，但都為沒有實據的傳聞，戴笠斟酌后，自己也否定了其可靠性。而對于這些傳聞，早在戴笠之前，陳誠亦向蔣介石匯報過，且比戴匯報的還要詳細�；蛟S事前不知情還可推說是張、楊保密工作嚴密所致，但事后不知情，且應對速度如此之慢，則素以情報靈敏著稱的戴笠就無法解釋了。
南京得到西安發生兵變的消息，是中央軍樊崧甫部于12日下午3時多發出的電報：“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戴笠獲知西安異動后，如坐針氈，頻頻向西安秘密電臺呼叫，可如泥牛入海，均無回應。直至次日，特務處西北區區長江雄風才報告戴笠：張、楊異動，校長被押，情況不明。
而此時，公開媒體都報出確切消息，張、楊《對時局宣言》在12月13日西安《解放日報》上刊登;宋美齡已收到張學良發出的電報，連遠在香港的宋子文也獲知確情。這一切無疑是打了戴笠一記悶棍，他的情報機構全線啞巴，他要獲知西安的情況還得通過其他渠道來了解。
事前被蒙騙，事發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無比的羞愧和恥辱，這是他的直接失職，也是他從事特務工作以來最大的失敗。
戴笠惶惶終日，度日如年，特別是南京當局決定準備對張、楊大肆討伐之時，戴更感到事態的嚴重，一旦戰火發生，不僅校長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將重大逆轉，前途不僅僅是渺茫而已！
“復興社”頭目文強對此有形象的記述：
我記得事變發生的三四天之內，戴笠哭喪著臉，繞屋嚎叫，一籌莫展，認為蔣介石兇多吉少，很難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辦法是趕快找到能飛檐走壁的夜行者，準備爬越城墻，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
正當戴笠萬念俱灰之時，轉折卻突然到來，宋子文從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處，并告訴他將再次返回西安，并請戴一道同去營救委員長。這使他既吃驚又欣喜，他終于感到宋子文還是重視他，而且是在關鍵時刻啟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隨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郭增愷同乘一架飛機經洛陽轉至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