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緒的召見。召見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特別關照，告訴他此次召見，老佛爺必定有所垂詢，讓他留意準備。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上來就問日本的立憲是怎么回事。什么時候立憲，立憲前都到那些國家考察過，以西方哪國的憲法作為藍本，議會的上下兩院如何，議員是怎樣選舉的等等。很明顯，在召見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經有了一些關于日本議會的知識，她最擔心，是立憲開議會之后，會出現亂局，因此，西太后特別問道，日本國會開會，是不是時常會有黨派爭吵？曹汝霖回答說，是這樣的，但是朝議決定之后，各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議了。比如日俄戰爭，開仗前爭議很厲害，但后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日本國會的兩大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聽到此，西太后長嘆一聲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顯然，曹汝霖的陳述，并沒有消除西太后對立憲后出亂子的擔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識到此，馬上對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有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西太后聽了很詫異，提高聲音問道：“怎么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曹汝霖回答說，團結必須有中心，立了憲，憲法就是國家的立法中心，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精英，是人民的領導中心，內閣總理大臣，是國會和皇帝欽命的，屬于行政中心，后兩個中心，都圍繞著憲法中心做事，如果兩下意見不一致，總理大臣可以被彈劾，總理大臣也可解散議會重選。只要總理大臣選對了人，國會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濟。聽到這里，據曹汝霖回憶，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曹汝霖的話作用能有多大，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確實講了，而且屬于比較有分量的一講。此后，清廷立憲的步伐邁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次年，宣布預備立憲，各省的咨議局選出來了，中央的資政院也組成了，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九年，1916年正式開國會，1910年，又在各方的壓力下，將立憲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當家的滿族親貴，少不更事，執意要把權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內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漢人官僚構成的地方實力派的心，更冷了立憲派紳商的心，革命到來的時候，大家都站著看，好事的還幫著起哄，于是，清朝結束了，小皇帝宣統，還沒懂事就退到了皇宮里面做富家兒。
稍微懂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滿族親貴，多數都屬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圍而言，那時的西方各國的代議制，由于沒有實現普選，基本上處于精英權力分享的層面，當時清朝的立憲，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無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權的基礎上，把權力適度地面向官紳、紳商分享，尤其和是實力強勁的漢人精英分享。顯然，當初決定預備立憲的西太后，是知道這個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孫卻不明白。結果，皇族內閣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權力的舉措，使得包括立憲派在內的所有官紳和紳商，都涼了半截，等于是把立憲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時人所謂的“假立憲”。報應來的很快，幾乎在幾個月之內，這些頭腦冬烘，卻又自作聰明的紈袴子，就丟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當過日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