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章太炎先生對學生演講《民國光復》，有一段這樣說：“宋案發生，孫、黃欲舉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鄭孝胥之愚，議舉溥偉（清室宗社黨核心分子）為總統，以誘致馮國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鄭，梁大罵而去。若余不阻之，雖滿清不能興，然于黃一生功績將受影響矣。”（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184頁;亦收錄之于《章太炎學術文化隨筆 》等處）這一段意思中，有些地方并不難理解：梁、鄭固然為擁戴清室者，而所謂“誘致馮國璋”，大概是因為馮國璋在辛亥時效忠清室，“惟一以平亂為己任”的取態。
此事梗概，今人也有所注意，如郭衛東先生論文中提到岑氏有過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機，舉清宗室溥偉當元首，甚至實現宣統復辟的糊涂議論，朱宗震先生也曾提及此事。此事之具體細節，可合觀之于章氏自定年譜，中有云：
宋案之后，黃興起兵江寧，“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蘇人怨之，嘗欲以軍事屬云階（岑春煊）。云階語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為大總統，庶幾袁氏舊部不能為變。’余曰：‘君欲復辟耶？’云階曰：‘非也，宣統帝不可為元首。屬之恭親王，暫主大政，不為子孫萬世基。’因說春時馮國璋、張勛皆與謀（復辟），今乘其機以覆袁氏，易為力。余曰：‘項城之罪，在殺宋教仁，非得罪民國也。覆項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總統，實與天子無異。倒行逆施，誰助公者。’云階曰：‘嘗問諸有經驗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經驗者，非鄭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經驗，未有民國之經驗也。是策行，則南北皆倳刃于君矣。’云階議始寢。”［《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245-246頁，亦收錄于 《章太炎生平與學術自述》］
又，1928年章太炎為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作序文時說自己對于中華民國開國前后最大的一處貢獻就是宋案后，“清故恭親王潛謀復辟，因緣張勛，與南方人士相聞，同志不深觀其利病，欲因勢而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與宗社黨同污，所謂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猶可以自慊者也”。章氏以此頗為自得：若非自己力阻，革命黨中“不肖者”恐將事于復辟，而使自身蒙羞，并留下千古奇譚［《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516頁］。
此三種史料，其事相近相合，且內中所含機理，也大略相同：第一者云之所以推舉溥偉主要是為了“誘致馮國璋”，第二者則謂此舉主要是為了動“袁氏舊部”之心，使其“不能為變”，意思就是說一旦反袁成功，中樞空虛，需要以清宗室出長，以使北洋諸將順服，而此際北洋系中之馮國璋、張勛（均屬直系）等人本有復辟之意，正可資為利用，第三者講的相對更為客觀，此事主謀者當為張勛，馮國璋應該涉入較淺。
總之，章太炎三次提及此事，并非隨便為之，其意在突出自己不廣為外人所知的，在關鍵時刻拯救民國的行為。
章太炎向岑春煊進言痛批此邀清室成員任為總統之策，固屬于高瞻遠矚。此策當然是個極愚蠢的辦法，最簡單的一點就是馮國璋等北洋系核心骨干不會為了復辟而去反袁，而且孫、黃又怎么可能接受岑春煊夾帶私貨，去擁護清室的溥偉當民國總統呢？
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種擁立清宗室為總統的見解最初竟也與章太炎有幾分關系！辛亥革命時，梁啟超派遣盛先覺向章太炎致意，盛向章提出：聽說您以前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為大總統，后再黜而竟廢之之議”，不知您現在還持此見么？章太炎苦笑著回答盛：“昔亦誠有是，然今大勢已粗定，清廷萬無能為力，且革命黨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211頁］
雖然章太炎所述此事似未見之于別種史料，但似乎不是一己憑空捏造，而實與清室復辟之歷史正合：早在宋案發生之前，張勛已經與溥偉等人謀劃1913年4月間“濟南復辟”，為袁世凱偵悉而中途破產。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張勛又暗中聯絡馮國璋等，企圖以“按兵不動”的消極態度，“以要袁氏復辟”，因馮不肯合作而告失敗。再后來，張勛遂按袁世凱心意而行事，不敢再流露復辟蹤跡，世人皆知“二次革命作，（勛）遂率師南下，破江寧，縱兵大掠，袁嘉其功，授江蘇都督”。如此說來，如果梁鼎芬、鄭孝胥當時確實有此計誆騙神經大條的岑春煊，使其破產的因素一方面是固然由章太炎對岑春煊剖析大勢，分解時局而卻之，但另一方面也是由馮國璋不肯與張勛同流合作而導致。
章氏作為“有學問的革命家”，憎惡馮國璋算不上什么新鮮事。1918年一處演講中章即說：“馮國璋對于民國，何功可言？張勛復辟，馮氏實亦予謀。以功罪論，對于民國，袁則有功有罪，馮則有罪無功。”（《章太炎講演集》，67頁）但是，硬把馮國璋歸為清室復辟派恐怕有所不妥，不要說清室復辟馮不會支持，就算是袁帝制自為，“馮在外，段（祺瑞）在內，同以反對帝制聞”（當然，也有的史料說得更干脆，馮、段同聲反對袁氏帝制自為的核心理由是兩人均以袁之繼承人自命）。
民初史事震蕩翻覆，如馮氏領導之直系，在民國初元與革命黨大是為敵，反而段派的皖系勢力卻“促清帝退位，以贊成共和號召天下”，但不久之后，護法運動起，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對南方政府執行慰撫政策，較之段祺瑞所主的“武力統一”論則要平和許多，更使孫中山一度頗有借“馮段不相能已久”，聯馮以分化北洋派之想法。再到后來的1920年代，晚年孫中山卻又視直系吳佩孚為仇讎，苦斗不休，號召各省共舉“討伐旗幟”。此中翻覆，讀史者非窮心盡力，細致考索，實難以察其全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