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和汪精衛同是民國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二者都是年紀輕輕就聲名鵲起，一個是統領千軍萬馬、叱咤風云的少帥;一個是“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的民主革命者。在其后的發展中，一個被銘刻于歷史的紀念碑上，贏得億萬民眾的尊敬;一個則被釘在民族的恥辱柱，遭到世人的唾罵。兩個出身、經歷、追求和信仰都不相同的人物，卻因時運與機緣，演繹了一段恩怨與情仇。
“年輕時我最佩服汪精衛”
汪精衛，1883年生于廣東三水，本名兆銘。“精衛”是他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時所使用的筆名，取自“精衛填海”。汪精衛少時生得眉清目秀，后來曾一度被列為民國 “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費留日生，東渡日本政法大學留學。在日本，他開始投身革命，并成為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孫中山病危時，其著名的《總理遺囑》就是由汪精衛代筆起草的。
1910年，年僅27歲的汪精衛置生死于度外，刺殺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雖然暗殺失利，身陷大獄，卻因此聞名天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在獄中寫的這首詩，悲壯動人、膾炙人口，被傳誦一時，激勵了很多有為青年投身到資產階級革命中。
汪精衛口才極佳，他的演講極具煽動力。在南洋演講時，有一個華僑巨富的女兒名叫陳璧君，為其所動，從此棄學離家，汪精衛去哪，她跟到哪，只為聆聽汪的精彩演說。汪精衛也為美人的如此癡情所動，后與陳璧君結為連理。
汪精衛和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
對于這么一位叱咤一時的風云人物，張學良也早就想一睹他的風采，只是苦于沒有機會。到了1921年，為了聯合反直，奉粵之間往來頻繁，汪精衛作為孫中山的使者，曾六次來奉天，張學良才與汪精衛有了初步接觸。
汪精衛第一次到奉天，曾舉行過一次講演。張學良聽到汪精衛那條理清楚、慷慨激昂的現場版演講時，全身熱血沸騰，完全被這位年輕的革命家折服了。此后，每次汪精衛到奉，張學良都登門拜訪，促膝相談。談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張學良對汪精衛的欽佩之情就越深。多年后，張學良回憶說：“年輕時候，我最佩服汪精衛！”此話并非虛言。客觀地說，汪精衛對張學良民主愛國政治思想的形成曾起過積極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