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比較嚴格的意義上說，清廷退位后并沒有丟掉江山。經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廷只是退出了“大中國”的政治舞臺，皇帝還是那個皇帝，國名還是那個國名，只是“大清國”變成了“小清國”。原先一個龐大的帝國，其領土只剩下紫禁城那個大宅子。
假如不是溥儀后來遇人不淑，違背清廷與民國的契約試圖復辟。假如小朝廷能有一兩個真正的能臣、忠臣幫襯著把握航向，“小清國”即便到了今天，即便經歷過幾次“大中國”的天翻地覆，或許依然能夠存在，那將給今日中國一種什么樣的觀感呢？反觀清廷最后十幾年二十幾年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謂“一著不慎，全盤皆輸”——清廷終結的最關鍵原因，不是腐敗、內斗，不是敵人太過強大，主要是因為自己沒有把握好機會，幾次在關鍵時刻看對了病，用錯了藥。有時，藥也是對的，只是遲了，錯過了治療時機。
革命是無法告別的
要說清末政治改革的起源，不能不說到孫中山的排滿革命，假如沒有它從外面一再推動，即便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經過戊戌維新的失敗，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摧殘，清廷或許依然很難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從統治者的立場看，任何政治統治者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在清廷政治終結前至少70年的時候，敏感的龔自珍就真誠期待清廷“自改革”。那時西方勢力還沒有對中國形成巨大壓力，中國如果就此進行改革，或許能夠比較坦然地步入近代化的快車道。
當然，歷史無法假設。中國在經歷了鴉片戰爭之后又沉默了20年，統治者以僥幸之心期待以不變應萬變，期待照舊統治下去。
無奈20 年的沉默沒有等來和平與安寧，等來的卻是列強急需大規模開拓中國市場，國內民眾也因種種原因不愿照舊被統治下去，洪秀全的太平軍其實就是對天下不太平的暴力抗爭。也正是出于對這些暴力抗爭進行鎮壓的需要，清廷終于在1860 年代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但是，作為入主中原的一個周邊族群，清廷要學習西方，面臨的反對力量真是太大了，最初階段只能一再向那些反對力量進行解釋，強調學習西方只是學習中國現在所缺乏的科學技術，這些都是“末”， 都是“用”，并不涉及中國政治統治的“本”和“體”。最初階段的這些解釋或許是有意義的，但到了1880、1890 年代，清廷繼續堅持“中體西用”的立場可能就走向反動了，此時這個口號不再是學習西方，而是反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對中國的影響。
“中體西用”造成了畸形繁榮，如果從經濟回升、軍力增長這些方面來說，中國到了1894年的時候，也許真的重現了大清王朝的輝煌記憶。然而這種輝煌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一場尚未正式開打的局部戰爭就可將這個泡沫徹底戳穿。
甲午戰后，對于中國的發展，知識人、思想界及政界有著相當的分歧，官方和靠近官方的輿論比較傾向于改良，傾向于向剛剛打敗自己的日本人學習變法進行維新，于是有了此后數年的維新運動。但此時還有一個非主流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邊緣化的想法，這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即堅決排滿革命。
必須承認，孫中山的這個認識是不得了的，是近代史上的先知先覺。這對于清廷的政治改革來說，始終是一個外部壓力。用戴鴻慈1905 年當面告訴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的話說：如果不實行君主立憲，不進行政治改革，大清國就會被別人把命革掉。與其讓別人革命，不如自改革，君主立憲的一個最大好處，就是可以消弭革命，使愛新覺羅萬世一系，使大清王朝皇位永固。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期待中國不要發生暴力革命的想法都是一廂情愿的善良。政治上的正確選擇是：要想阻止暴力革命的發生，就必須有一個適度的外部壓力促使統治者去主動變革，以變革反制革命;而不是告別革命，讓改良獨占鰲頭——果如此，改良失去動力，不會成功。歷史從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