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名單一公布，火山立即爆發了
孫中山暴力革命的壓力，還有其他革命團體的暗殺、暴力革命，尤其是清末最后10年此伏彼起的數千起民變，都是促使清廷走上政治變革的力量。革命就是清廷政治變革的動力。在這些動力以及其他國際國內因素的促使下，清廷在1901 年開始了新政，在1906 年開始了預備立憲，期待用9年時間準備，將中國建設成與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的現代國家。
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1906年的“預備立憲”，在過去100年革命話語中，在勝利者的口吻中，總是給予一種不真誠的評價。其實，這可能帶有成王敗寇的傳統意識，并非從歷史本身去說明歷史。因為不論從任何方面說，作為“家天下”的“業主”，愛新覺羅家族應該比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更關心自己的天下是否能夠長治久安，他們在1908年頒布的《憲法大綱》，或許有后來革命者所指責的問題，比如君主權力過大而約束力量太小，但我們很難說清廷在涉及國家根本體制變革問題上猶如兒戲，朝三暮四。
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那就是僅僅兩年的時間，先前支持清廷立憲的立憲黨人都覺得憲法大綱對君主權力的規定太寬泛了，君權幾乎不受約束，除了增加一個御用議會外，君主立憲體制下的君主與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君主，并沒有本質區別。革命黨人說清廷的預備立憲就是存心欺騙人民、拖延革命，立憲黨人在兩年后也越發覺得革命黨人的這個判斷有道理。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
其實，問題的答案就在光緒帝那里�，F在很多人聽信過去康有為那撥人的宣傳，以為光緒在1898年之后被慈禧禁錮。其實此事根本沒有發生過，可以說是康有為的臆想。真實的情形見諸清廷全部官方文獻。根據官方文獻，光緒帝不是一般的強勢，所以在1908年頒布的憲法大綱中才規定君權至上、君主大權獨攬，只是新成立一個議會作為御用機構，或智囊團，或參謀部。這一點與日本、俄國及德國的君主立憲非常相似，其實也比較合乎中國的實際。
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欽定憲法大綱》剛剛頒布未及實行，強勢的政治領導人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就在不到24小時內相繼去世，一個龐大帝國的政治權力在匆忙的情形下轉給了一個3 歲小皇帝，當然真正的實際權力被賦予這個小皇帝的父親，也就是光緒帝的親弟弟攝政王載灃。慈禧太后在臨終前還有一個叮囑，要求載灃在遇到重大問題時應請求隆裕皇太后即光緒帝的未亡人拿主意。
就一般情形而言，清廷的政治安排是對的，因為在“家天下”的歷史背景下，清帝國的最高權力當然應該轉移給與皇室關系最密切的人。只是問題在于，由于光緒帝是政治強人、威權主義，欽定憲法大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獲得國人特別是立憲黨人認同的，現在突然換了一個小皇帝和一個顯得比較懦弱的攝政王，于是立憲黨人對于先前的政治契約開始有所反悔。此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國會請愿運動，盡管有外交危機作為背景和理由，但如果仔細推究這三次國會請愿運動，那些理由顯然是不充分的，立憲黨人的真正意圖就是因為強勢領導人不在了，為什么不能在已經確定的政治方向上走快些，為什么還一定要堅持“九年籌備”的約定呢？
實事求是地說，立憲黨人的要求也曾引起清廷新政治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攝政王在堅守“有計劃政治”承諾的同時，也適度調整了立憲步驟，在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時，在資政院、各省督撫相繼呼吁后，尊重民意，將立憲的籌備期縮短為5年。5年不過彈指一揮間，所以盡管還有一些人不甚滿意，但大部分立憲黨人也接受了這個決定，相繼返回各省從事具體的政治建設去了。1910年下半年和1911年上半年的中國，應該說大致上風平浪靜，除了孫中山革命黨人發動一場廣州起義外，各地其實都在期待著清廷平靜進入君主立憲的新階段。
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計劃公布了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原本風平浪靜的中國立即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因為13名內閣成員中竟然有9名出身皇室或皇族。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們的滿腔熱情和誠意似乎被這個決定給褻瀆了。改革的局限性、統治者的局限性在這里暴露無遺，一場大革命就這樣爆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