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康定年間，西夏入侵，宋軍節節敗退，朝廷一籌莫展。當時，大臣張士遜告老，朝中一些好友都趕去祝賀他光榮退休。張士遜舉行家宴，款待大家，喝到酣暢處，他感嘆道：“我本是一介小民，見遇明君，終于功成名就，衣錦還家。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我也算知足了。”一副居功自傲、得意洋洋的樣子。誰知，石中立不僅沒有順著他的口氣恭維一番，反而冷聲冷氣地說：“如今呀，只有西邊韃虜未除，戰火紛飛。”眾賓客頓時失聲噴飯，杯盤跌落一地。
景佑四年（1037年），石中立鬼使神差地當上了參知政事，即副宰相，成了最高行政長官之一。俗話說，到哪山唱哪山的歌，當了宰相之后，應該注意一下身份了，該打官腔時還得打打官腔，樹立領導權威嘛，可是他依舊口無遮攔。一次，他不小心從馬上摔下來，左右嚇了一大跳，趕緊扶起他，他卻拍拍身上的灰塵，戲言說：“幸虧是‘石參政’，倘是什么‘瓦參政’，早就化為齏粉了。”作為百官之首，他的言行頗讓好友們擔心，朝士上官辟曾語重心長地勸導他說：“您如今位居‘宰執’，名位至高，為什么還整天嘻嘻哈哈沒正經呢？”石中立一聽，馬上笑呵呵地回答：“您管好‘上官辟’（鼻）就行了，何必還要管‘下官口’呢？”全然沒有宰相的樣子，真是本性難移。
如果你有幸穿越到北宋衙門，會發現那里一畦畦綠油油的蔬菜鋪滿了官衙院落。當時幾乎大小官員都在自家府院內種菜，有的官員甚至把種的菜拿出去賣。為什么當時的大臣們會這樣呢？因為當時的物價比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斗米的價格短短一個月內就能從60文飆至120文，蔬菜也不例外。這樣看來，也就不難理解了。那么，如此嚴重的通貨膨脹是怎樣造成的呢？
銅錢越鑄越荒
公元10世紀末，趙宋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雖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且在整個歷史長河中屬于國勢衰弱的朝代，但它繁華的商業卻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商業的空前繁榮亟需大量的貨幣。在北宋立國之后的百年內，政府總鑄造銅錢不少于1億4千萬貫，若加上私鑄的銅錢，含計當接近2億貫。
北宋大規模地鑄造銅錢，引發了民間的用銅荒，銅器嚴重匱乏，致使銅器價格節節攀高。如此一來，不少人直接將銅幣熔鑄成銅器，從中牟取暴利，久而久之，民間銅錢流通數量急劇減少，銅錢本身的價格也高昂起來。人們拒絕將不斷升值的銅錢拿到市場上流通，這就引發了北宋王朝的“銅錢荒”。面對這種局面，北宋政府沒有采取有效手段打擊投機、穩定幣值，而是一味加大銅幣的鑄造量，結果可想而知，銅錢越鑄越荒。
劣幣驅逐良幣
宋太宗初年，為應付銅錢荒，成都十六家富商訂立契約，創立了發行紙幣的私人金融機構“交子鋪”，開始發行信用紙幣“交子”。這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一開始只是一種民間的匯兌憑證，并非真正的貨幣。后來因為交子的便利以及官方的肯定讓其一躍成為全國通行的貨幣符號。
北宋最初對紙幣的使用很謹慎，嚴格遵守準備金比率發行，維護了紙幣的市場信用，因此從宋仁宗到宋神宗的50年間，紙幣幣值保持穩定，為大宋的經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到了宋徽宗時期，蔡京太師主持朝政，開始大肆印刷紙幣。不顧后果地印刷使紙幣的準備金比率越來越低，到最后，沒有準備金也照樣發行紙幣。大量的紙幣帶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大幅度貶值，民眾于是拒絕接收紙幣，手頭有紙幣的人也盡快兌換成銅錢或實物，把銅錢壓在箱底存著。于是市場上紙幣充斥，銅錢荒上加荒，紙幣漸漸驅逐了銅錢。
面對混亂的局面，北宋官府不得不宣布，民眾納稅時必須交納一定數量的銅錢，紙幣和銅錢的幣值必須按照某個固定的匯率進行兌換。這種做法無異于官方宣布降低紙幣的信用等級，向老百姓暴露紙幣的信用已瀕臨崩潰的現實。北宋末年，面對遼、金的威脅和南方的方臘起義，朝廷終歸耗盡了老本，紙幣失去了本就少得可憐的準備金，只能在高通脹中淪為一堆廢紙。
可以說，北宋的衰亡與其混亂的貨幣政策不無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是交子脹破了它曾經繁華的身體，而北方金兵的南下只是收拾殘局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