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了險固的河山，再加以不斷提升國家的政治修為，以德治國，才能長治久安，國運興隆。去掉地理因素上的影響只一味強調政治修為，就好像銀行不設防護措施，只寄希望于以自己的品德去征服別人，用嘴巴去說服劫匪放棄偷盜和搶劫，則國家和人民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證。要提高國家安全系數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投入雄厚的兵力。

為此，都城汴梁一帶常駐軍有數十萬，城內外連營設衛，以代替山河之險。為了養活云集于京師的龐大軍隊，汴梁對運河的依賴性大幅度提高，政府財政負擔沉重，百姓困于徭役，苦不堪言。在趙光義的反對下，遷都計劃卻由此擱淺。趙匡胤不無沉痛地說：“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趙匡胤的預見是準確的。不遷都，京師的生存就全倚仗于運河漕運的供養，運河的開挖和維護就會成為國家頭等大事，而無休無止的開挖和清淤就使百姓疲于奔命。

原本，長江下游經濟發達，但因為其水路與京師暢通，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京師的糧食和物資主要來源地，負擔日見沉重，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這樣，當集天下之財于京師之時，京師雖然繁華，地方卻更加困厄。

以后的發展，正如趙匡胤所預言一樣，百年未到，國力盡耗，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近乎停滯，龐大的軍費常常透支國家財政，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終于積重難返。這里，有一個問題，讓人困惑。自古以來，統治者選擇都城的考慮因素無非是軍事、經濟、地理位置這三方面：軍事上，要求統治者位居都城而內制諸侯外御強敵；經濟上，要求都城地處繁華，經濟發達，給養自足，不能全盤倚仗于遠處輸運；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有發達的水陸交通線。趙匡胤和李懷忠等人在論證遷都的可行性上，都緊緊圍繞這三方面因素展開。可趙光義倒好，沒頭沒腦地拋了個書袋子，讓人覺得其既迂腐，又刻板，不懂得為他們趙家天下分憂。

可偏偏他這個書袋子趙匡胤還不好反駁，你要反駁，你就成了不肯“修德”的人，跟三苗氏、夏桀、殷紂這些人是同一類人物，應該遭受萬民的唾罵。趙光義的反對，本也在趙匡胤的意料之中，但，他萬萬沒料到，竟然會有這么多人站在弟弟的一邊，跟著弟弟一起反對自己。趙匡胤沉默了。西巡洛陽期間，趙匡胤在父親陵前悲嘆說：“此生不得再朝于此矣！”說完，取來弓箭，向西北盡力一射，遙指箭落之處，對左右說道：“此處就是我長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