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曾有兩位西方傳教士分別與我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親身接觸相處過，一位是英國人P·A·勃沙特，中文名為薄復禮;另一位是西班牙人西布里亞諾·布拉阿。在和紅軍接觸相處之后，他們分別記述了自己對紅軍隊伍的印象感受。
薄復禮，1897年生于英國曼徹斯特，1923年春被教會派往我國貴州遵義的教堂任教士，開始其在我國的傳教生涯。1934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不久之后的10月1日，薄復禮等人同任弼時、肖克、王震率領的這支部隊不期而遇，紅軍扣留了他。對于為什么要扣留薄復禮，肖克將軍后來回憶說：“我們西征以來，轉戰50多天，又是暑天行軍，傷、病兵員日多，苦于無藥醫治。我們知道這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于是，我們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從此，薄復禮跟隨紅六軍團一起歷經了湖南、貴州、云南等省境內，在外宿營達300多處。開始，薄復禮對于紅軍并沒有什么好印象，但 隨著時間推移，薄復禮的印象開始改變，部隊指戰員對他的稱呼也漸漸改變，由起初叫他“大鼻子”、“洋鬼子”，后來叫他“薄牧師”，最后叫他“老薄”。直到1936年4月，考慮到軍情緊急戰事多，軍團領導決定讓薄復禮離開部隊，軍團長肖克親自設宴餞行，專門為薄復禮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臨走時，紅軍還贈送薄復禮10塊大洋路費。
一年多時間的朝夕相處，紅軍給薄復禮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紅軍生活條件惡劣，但卻盡量照顧薄復禮的外國習慣和習俗，飲食和生活上想盡辦法來滿足他，令他非常感動。他在和紅軍分別后不久后寫的《神靈之手——一個為基督事業在中國被俘者的自述》一書中回憶說：“行軍途中鞋破了，有戰士從腳上脫下來給我穿;住宿時總是讓我睡在用稻草鋪墊的床上或寺廟地板上，而同我一起的士兵們，則全睡在潮濕的泥地上。在極端艱苦條件下，紅軍還特地給我配了一匹馬，并盡一切可能給我單獨提供加糖的米粥，設法為我購買雞鴨魚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煉乳罐頭等食物。”尤其是紅軍隊伍紀律嚴明、愛護群眾，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高級將領則充滿著追求精神、決心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給他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薄復禮寫道，紅軍所到之處， 都要大寫標語“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賣國賊！打倒帝國主義！”等等。
每到一地，不管停留多久，差不多每個單位都要選擇一間較大的房子作“列寧室”，作為學習場所。即便找不到合適的房子，他們也會自己動手因地制宜建造一間。紅軍的政治教育更是經常不斷。部隊宿營后，常召開一些會議，討論問題，圍繞為什么要反對國民黨，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議題，大家各抒己見，最后由排長進行總結。部隊在行軍中，首長們先要講話，呼口號。途中，隨處可見個別談話情景。對新入伍的戰士，下的功夫還要多。盡管生活艱苦，戰斗頻繁，紅軍隊伍情緒卻十分高昂，常有歌聲相伴，歌詞種類很多，有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有《國際歌》，甚至還有提倡講衛生的歌。而令他大為驚訝的是，紅軍隊伍中沒有人賭博、沒有人抽鴉片。紅軍嚴明的紀律令他由衷欽佩。
如果說薄復禮對紅軍由印象不好而到由衷欽佩，另一位西班牙駐福建沙縣傳教士西布里亞諾·布拉阿也同樣如此。不同的是，布拉阿是于1934年1月25日在沙縣縣城被紅軍捉住的。這天早晨，彭德懷和楊尚昆指揮的紅軍三軍團第四師和第六師消滅閩西地方軍閥、國民黨新編第十二師盧興邦的兩個團，攻克沙縣縣城，布拉阿被俘，后于3月初被送到紅色首都瑞金。然而，就在短短的時間內，布拉阿由因為聽到不少關于紅軍的謠言而畏懼，變成了在紅軍隊伍中很安心，徹底改變了對紅軍的印象。布拉阿在被送到瑞金國家保衛局后，于3月3日用西班牙文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34年3月8日《紅色中華》第159期第4版上，敘述了他被俘經過和對紅軍隊伍的印象。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