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罪名，還要有處罰措施。唐代對貪腐處以重法，并予以量化，《職制律》規定：官吏受財枉法，1尺杖1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處絞刑;不枉法，1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監臨財物，1尺杖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8匹加一等，至50匹流2000里;行賄者減監臨罪五等，索取財物者加一等，以職權強行索取者，準枉法論;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饋送及乞取者，與受所監臨財物論罪;借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即使是接受豬羊（非生者）供饋及借奴婢、牛馬、碾之類，也以坐贓論處。

封建王朝無法做到“依法治國” 唐朝也不例外

唐代的絹布是可以作為貨幣流通的。一匹布在唐前期穩定時期大約值200文錢上下，論購買力，可以在豐收的年景購買不到兩石的糧食。這個購買力也就如今1000元不到，而一尺布則僅僅值100元不到。100元不到的貪腐額度就要面臨杖打的處理，唐代法律對貪腐之嚴厲可見一斑。

從唐朝的一些詔令中，也可窺見當時在立法上對貪腐犯罪不止有刑事處罰，還有其余一系列附帶處罰。武則天的《改元光宅詔》正式明確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官吏枉法受財者、監臨主守自盜同“十惡”等常赦不免之罪一樣，都不在赦免之例。唐肅宗時，為了加強懲貪的效果，《即位敕》中進一步規定：官吏貪贓枉法者，將受到“終身不齒”，“永不敘用”的處罰。

除了處罰，唐律對受賄的贓物嚴格追回。凡“與者無罪”之贓，“乞索”或“強乞索”之贓，均應還主。“彼此俱罪之贓”沒官。正贓已被耗費的，除“死及流配勿征”，“余皆征之”。即只有被判處死刑及實處流刑的才不征還，其他一律要征還。即使贓吏遇大赦及被降罪的，受財枉法罪仍要征還正贓。即“會赦及降者，盜、詐、枉法猶征正贓。”可見，唐代法律規定對受賄贓吏經濟制裁極其嚴厲。

唐代關于受賄犯罪的立法可謂嚴密而又完善，對受賄贓吏的處罰也極其嚴厲，但唐代受賄行為的腐敗之風仍然存在，甚至在唐代后期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

這是為什么呢？原因在于，封建王朝無法真正做到“以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