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代反腐敗立法和措施都帶有很大的特權性，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唐朝法律所規定的“八議”（是有關八種特權人物犯罪在適用刑罰時的優待原則）、“官當”（凡官員犯罪，皆可以官品抵擋刑罰）、“贖罪”等一系列條款就足以證明。這些方式，將貴族官僚的特權法律化、制度化，使其的特權較之前代更加廣泛，更加系統，反映了唐代反腐敗法律的特權法性質。雖然唐代的貪腐最新規定不能使用“官當”頂罪，但這些特權的存在導致懲賄法律得不到徹底執行，嚴重阻礙了依法治吏的有效運行。這也是受賄腐敗之風屢禁不止的緣由
封建王朝無法做到“依法治國” 唐朝也不例外
比如，唐太宗時對貪腐打擊很嚴厲，唐太宗本人“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但貞觀十二年，宗室江夏王禮部尚書李道宗犯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內，游觀無休息，絕域采奇玩，海外訪珍謹，豈不得邪？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傣料甚高，宴賜不少，足有余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發了一大通議論，說得也很有道理，但江夏王的處理僅僅是“遂罷官，削封邑”。宗室親王符合八議特權標準，處理起來就只能手下留情了……
同樣帝王的私人意見和偏好也會影響對貪腐的法律懲處。又如唐太宗長孫皇后的族叔長孫順德受賄的事件中，長孫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太宗不但沒治罪反而“賜之絹”，并說“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太宗運用儒法思想，對贓吏長孫順德的處置，讓其受辱來取代受刑，這種懲治贓吏的方式凌駕于法律之上，讓一些有特權的贓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破壞了法律的公平性。
而封建王朝的政治腐敗也會影響法律對貪腐的懲處，托人情，求干系，使得有法不依，執法枉縱。如唐中宗時姚紹之為左臺侍御史，坐贓，被監察御史魏傳弓按問，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瓊山尉。因為皇后的妹妹出面講情，就能逃脫處死的懲罰，只是貶官了事。
而且，封建社會最高領導人--皇帝不受法律監督。歷代對官吏的第一要求是“忠君”，其次才是“廉政”�；实壅J為的“忠臣”受賄枉法，皇帝自然多有包庇縱容。比如武則天的寵臣張宗昌貪贓四百萬之巨，即便不死，也應罷官，而武則天以其有主煉長生藥的功勞，免于法律追究。
唐代在懲治當時形勢下的受賄罪可謂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能否發揮好其效力還要依賴于執法這環節。因此，在封建等級社會里，反腐敗法律不可能真正嚴格執行，導致貪官贓吏仍然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