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思想史家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面世。明代滅亡后的清代，李朝朝鮮使者記載的燕行文獻顯示，“中國”已經“華夷變態”，是充滿“膻腥胡臭”的地方。他們記錄下他們感到不尋常的種種現象，又在想象異域悲情的情感驅使下，李代桃僵地為大明王朝招魂，處處搜尋大清帝國的種種怪現狀。這似乎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近世東亞以及中國，重看東亞與中國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亞洲與中國、民族與認同、族群與疆域等等問題。
“小中華”性質凌駕于“蠻夷”性質之上
如果我們站在朝鮮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變”不是從1840年、1860年或1900年開始的，而是從1644年開始的。
朝鮮夾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滿蒙各部落之間，處境最為微妙，對認同政治最為敏感。明清“華夷變態”對李朝“中國觀”的刺激之深，充分體現在“朝天錄”和“燕行錄”的“正名”意識上。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京師，兩種表述。天是京師的升級，燕是京師的貶抑。朝鮮對前明的忠誠通過兩種途徑抬高了自身的地位，劃定了“他者”的邊界。首先，朝鮮的“小中華”性質凌駕于大清的“蠻夷”性質之上。其次，朝鮮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東海君子國的優美形象就此樹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鄰邦。這種邊界意識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禮樂文教為標準，不能視為近代以來的國族建構，但無疑已經具備了某些共同體的性質。共同體意識萌發的特征之一就是內外有別。在這方面，李朝與清朝的關系表現得特別明顯。
《燕行錄》是朝鮮使節講給自己人聽的心里話，跟他們對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辭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我們站在朝鮮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變”不是從1840年、1860年或1900年開始的，而是從1644年開始的。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奪走了天朝上國的光環，為朝鮮承載的文明正統送來了死亡恐懼、獨特感和使命感。“卑賤的清國”奪走了朝鮮人的天真時代，教會他們熟練地表達違心的忠誠，迫使他們承認：暴力篡奪不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長期成功。這意味著先王之道也許并不像他們原先想象得那樣普世，中國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會有這種感受。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什么在甲午戰爭中運用反清復明的語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為什么會變成“文明開化”的一進會，朝鮮志士為什么將“維新”和“反清”融為一體。從朝鮮人的“中國觀”和“華夷觀”看，無論清朝想象的“忠順典型”，還是革命黨想象的“亡國哀民”，都是一廂情愿的自戀。許多中國人覺得：自己愿意從天朝降格為普通國家，讓朝鮮從藩國升級為普通國家，真是了不起的慷慨大方。如果他們知道朝鮮人對國際秩序的真實想法，大概會活活氣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