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君臣與漢官

讀者很難從滿文檔案中找到華夏文化無遠弗屆的偉大同化力，卻隨處可見內亞統治者玩弄權術的精明狡詐。

這一切僅僅是開始。有清一代的滿文老檔多達數百萬份，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整理流布。起初，大陸和臺灣學界都沒有太重視。兩岸共同的文化大一統意識使他們相信，這些檔案只會重復漢文文獻的基本內容。然而，歐立德卻從中發現了大清的另一副面孔。滿洲君臣用母語講述的私房話居然更接近朝鮮人的判斷，嚴重打擊了江東士大夫的驕傲。讀者很難從中找到華夏文化無遠弗屆的偉大同化力，卻隨處可見內亞統治者玩弄權術的精明狡詐。滿文缺乏相當于漢語文言的“雅言”，口語色彩更加鮮明。因此，滿文紀錄更有可能接近皇上深思熟慮以前的自然沖動。在這幅圖景中，漢官的形象相當可笑：一面被人賣、一面替人數錢就是他們的寫照。尤為屈辱的是：他們一廂情愿地認同大清，朝廷對他們的信任居然不如小邦外藩。當然，他們早就應該想到：朝廷不大可能懷疑朝鮮人覬覦龍興之地，卻隨時擔憂揚子江以南此起彼伏的復國主義叛亂。

中國意識的傳統建構一向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時間的連續性和空間的模糊性互為表里，同樣支持道德文化主義的天下觀念。新清史的帝國概念是西方式的，多族群共同體的組合沒有明顯的等差。即使差異存在，標準也是統治方式和地緣形勢。“天下”即使有帝國的名號，基本概念仍然屬于文明體、而非政治體，基本結構是同心圓，遵循文明層次遞降的原則。文明無論怎樣定義，總有層次差異，這一點是毋庸置疑和無法回避的。然而，層次高低卻不可能像政治或行政邊界那樣涇渭分明。何況，邊界的模糊還有另一方面的必要性。文明教化是個動態概念，模糊波動的邊界有助于鼓勵蠻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穩固的邊界卻會鼓勵“荒服”或“外藩”啟動小共同體認同、阻斷華夏文明價值的擴張。從清儒的角度看，德川幕府取代好勇斗狠的豐臣政權就是教化的勝利。朝鮮人對此持高度懷疑態度。但是無論如何，江南和嶺南的漸次儒化多少可以支持同心圓文明的模型。東亞沒有走上西歐民族共同體建構的道路，這大概是原因之一。然而，近代以后，華夏文明中心的民族國家建構步履維艱，這也是原因之一。直至抗戰結束，民國政府和知識分子仍然對政治邊界外的華夏遺產懷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感情。上世紀60年代以后的去中國化使他們徹底絕望，這也許是件好事。

如前所述，新清史的最大特點不在史料、而在方法。因此，本書的最大價值也不在朝鮮、清史或東北亞研究，而在認知范式。刷新認知地圖的史學革命正在醞釀中，很可能將數十年來的金科玉律掃地出門，甚至波及學術無法控制的其他領域。這一切不過剛剛開始，此刻預言未來的發展實在過于魯莽。但我們不要忘記高斯的名言：節氣一到，報春花就會處處盛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