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觀點認為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此說亦影響甚大。作為杰出的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為中國“兩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張愛萍生前就稱其為“兩彈”元勛。1986年，在鄧稼先生命的最后歲月，他的事跡經過官方媒體的披露和宣傳開始為人所知;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和獎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病逝。
由于國內媒體大量的宣傳報道，特別是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鄧稼先的充分肯定，有關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于1980年代末開始傳播，至今不時見于書籍與報章之中。
美籍華裔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在此說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楊振寧與鄧稼先之間有“50年的友誼，親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鄧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楊振寧撰寫的《鄧稼先》一文，將鄧稼先與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相提并論，雖然文中沒有出現“原子彈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楊振寧是將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國原子彈之父”。因為楊振寧的名氣，也因為《人民日報》的特殊地位，該文影響很大，多為后來者征引。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楊振寧將鄧稼先與奧本海默相提并論大為稱贊之時，他又在段落結束的時候寫到了錢三強，他說：“當初選聘他們的人，錢三強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謂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對中國社會，美國社會各有深入的認識。”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常為征引者所忽視，或許這句話更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第三種觀點認為聶榮臻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最早見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一書，該書作者是英國人克萊爾？霍林沃思，不過書中并未對此觀點進行深入說明和闡述。1999年王君編著的《我們的共和國叢書？九天攬月？建設卷》，從聶榮臻統攬全局，領導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角度，認為聶榮臻“不愧為我國的‘原子彈之父’”。
此說雖有新意，但卻與人們心目中的“中國原子彈之父”差異很大，因而影響有限。其實，作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杰出領導人，對聶榮臻的評價應當是超越“之父”說的。
第四種觀點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一個群體。此說于1980年代中期產生，影響也比較大。1987年，軍旅作家董濱的報告文學《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書出版，該書用7個故事概述了中國原子彈制造過程中，從戰士到將軍，從技術員到科學家，不同行業人們的貢獻，該書認為：“他們是那樣浩大的一個陣容，即使是七十個故事也難盡述！但是，如果把他們的英名鐫刻在共和國核工業發展的史冊上，那只需要七個字便可概括——中國原子彈之父。”該書內容較為單薄，還存在不少勘誤之處，客觀地講質量并不高，但由于成書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冊，主題鮮明，引人注目，還是有一定的影響。這一說法也被張開善先生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