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張開善在《中共黨史資料》上發表《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記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功勛科學家》一文，細數王淦昌、鄧稼先、錢三強、郭永懷、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程開甲、彭桓武等科學家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中的貢獻，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學家，而是一個卓越科學家群體”。此文一經發表，其觀點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體轉載，引起較大反響。

張先生的這一觀點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說本來就是強調集體之外的個人特殊貢獻，此說無異于消解了“原子彈之父”的意義。另外，張先生認為錢三強“從事核工業發展的高層組織管理工作，無暇參加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技術攻關當中”，“未能主持、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從而與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榮譽失之交臂”。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有違歷史事實，值得商榷。

第五種觀點認為不存在“中國原子彈之父”。2011年，陶純、陳懷國著《國家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秘密歷程》一書出版，由此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影響甚大。該書著者認為，“當代科學的發展早已不是愛迪生時代，原子彈、氫彈的研制是一項十分宏大的系統工程，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中國的核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著萬千人的奮斗和創造，輝煌和光榮不屬于哪一個人，卻屬于每一個人，屬于每一個在這條戰線上埋頭苦干的無名英雄。”其實，這一觀點與第四種觀點一樣，都強調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結晶。

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個簡單問題

“之父”說起源于西方，是對人類歷史上在某一領域做出過特殊貢獻的歷史人物的譽稱。有別于東方社會強調集體的力量與貢獻，“之父”說帶有一定的西方個人主義色彩，是對個人突出貢獻的放大，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之父”說的某種局限性，但“之父”說的價值也是明顯的。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杰出人物往往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往往能夠促成歷史發展方向的改變。強調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揚英雄主義和英雄史觀。

關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觀點，筆者以為，如果將“中國原子彈之父”視為一個群體，等于消解了“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存在。如果因為中國原子彈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強調科學家集體的作用，我們可以完全拋棄“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舶來品。然而，“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的觀點也有很大局限。盡管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勝利，但具體到每個人，發揮的作用和做出的貢獻的大小卻是不一樣的。作為今時之人，我們還是有責任厘清歷史的真相，辨識這個集體中的每個人在這一宏大科學工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個人，那么，即便是參照“之父”說的基本內涵和要求，“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命題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探討空間。因此，重要的不是我們要給出“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過程中，更加深入地體會、認識每一個科學家在這一大科學工程中的獨特貢獻。（來自澎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