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漢民族比游牧民族“開化早”、文化程度高，這是不爭事實，但卻一再被游牧民族征服，這是為什么？

要為這個問題找到簡捷答案，必須要弄清一個詞：文明。

現在人一談到文明，就很容易與文化混為一談，其實，二者是有區別的。關于文明的組成，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現代日本學界的劃分。借鑒他們的劃分，我認為，可以把文明分為兩個部分：一為“才”，主要包括政治和文化;二為“魂”，主要指民族精神。究其原因，問題不出在文化程度——“才”，而出在“魂”上，是民族精神出了問題。正如西晉時代，整個民族精神狀態出現了“乳糜血”，萎靡不振，所以才招致游牧民族侵襲，中原家園淪陷。

但是游牧民族來了，就一定會給漢族注入新鮮的精神血液嗎？我們知道，五胡先于李唐來到中原，他們給漢民族帶來了什么？野蠻、殺戮。其時的漢民族精神，經過“五胡十六國”后，是更加衰萎了。

而南北朝之后，繼大隋之后的李唐來了，為什么就給漢民族“補血”了呢？

如何看待游牧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精神血液流通”？為什么“五胡”來了，是“亂華”？而帶有半個鮮卑血統的李唐來了，卻“興漢”呢？

這就回到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核心問題——“文明主體”。就像后來中國人老生常談的“中西合璧”問題一樣，誰為“體”誰為“用”，是“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差別巨大。

可以說，在近代之前的中國，雖然遭受數次“華夷之變”，但這些“華夷之變”和后來的中英戰爭、中日甲午海戰不同，不是“才”敗，而是“魂”敗。征服中國的游牧民族，沒有一個開化程度超過漢民族，所以他們的“才”即政治文化是落后的，他們的優勢在于“魂”，其民族精神比漢民族強悍。

游牧民族征服漢民族，就像一個壯漢打敗了文弱書生一樣。但是，這并不證明壯漢體育之外的成績比書生高。如果壯漢不向書生主動學習文化，以“大老粗”為傲，那么壯漢和書生都會一起走下坡路。五胡來了，漢族淪為被統治民族，失去了主體性，胡人視漢族為奴隸，沒有一絲敬畏和學習，他們對漢民族采取的是滅絕態度，整個國家從政治到文化全從野蠻胡俗。如此，胡人之血與漢血何益？

而李唐來了則不同。“持劍”書生征服了壯漢，壯漢為書生效力，互補教化，雙方自然都進步。李淵和李世民不是鮮卑人，他們的母親和妻子是，父系漢族，母系胡族，漢民族是主體。父主母輔，乃華夏文明主導下的優勢互補。鮮卑對漢民族采取敬畏態度，從政治到文化主動漢化，余下鮮卑精神強悍之血，從容“補血”漢民族，所以起到的自然是良性作用。

如此，答案就很明朗了——誰的文明程度高，誰就應為主體，這種情況下的互補是良性的;反之，文明程度高的，反受文明程度低者驅使踐踏，則政治文化必然倒退，精神血流亦循于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