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帥揭秘
徐帥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在歷史上是立了大功的�！堕L征組歌》中不是有這么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圣、王諍等，對敵情了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于在云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云、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并且我們破獲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這方面，情報工作功不可沒。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
中央紅軍長征與情報工作作者：孫果達中央紅軍長征期間的情報工作，在一些著作當中，特別是回憶錄當中，有不少零星的說法，但對其進行較為系統、客觀、全面地研究還很少見。在今天這樣的信息時代，尤其是信息戰已經成為戰場主宰之時，顯然有必要做這項工作，看看當年的情報工作究竟對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中央紅軍長征的重要關節點與情報工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情報工作與中央紅軍作出長征決定的關系。對中央紅軍的長征事先究竟有沒有準備的問題，歷來有不同的說法，莫衷一是�，F在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有準備，但準備不足，中央紅軍長征出發非常突然。現在看來，當年的這種情況實在與情報工作有密切的關系。
據當事人莫雄在《我將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計劃轉交中央》的回憶錄中寫道，1934年9月底，他奉蔣介石命令上廬山參加秘密軍事會議，獲得了一兩公斤關于第五次“圍剿”紅軍的“鐵桶計劃”文件，他立刻組織人一面緊急密電黨中央，一面“將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紗紙密寫抄錄，然后由地下黨同志藏在鞋底，化裝成老百姓千方百計地送上瑞金”。
有了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軍步步緊逼，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轉移已是勢在必然，當然得有所準備，但在獲得情報后必須于10月中旬趁“鐵桶”尚未合圍，就緊急轉移，則顯然準備是不充分的。
在這種情況下，紅四方面軍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給中央紅軍提供了極大的幫助。1933年秋，廖承志從上海來到紅四方面軍，他帶來了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這本敵軍密碼破譯法在長征途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年紅四方面軍負責接待廖承志的傅鐘后來說：“那本密碼電報破譯法萬分寶貴，敵軍的兵力部署和行動企圖，我們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當一方面軍為了沖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進行‘四渡赤水’戰役時，情況極度緊張，常常難以架設偵察電臺，也多虧有了承志同志帶來的破譯法，才得以把我們的偵察電臺截獲的敵軍情報，按中央軍委指示，及時轉了過去。”
中央紅軍長征與情報工作作者：孫果達的確，當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紅四方面軍的電臺就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敵人信息，整理匯總后電告中央紅軍，幫助其迅速掌握周圍敵情以爭取主動。在雙方會師后，朱德對紅四方面軍負責情報工作的宋侃夫說：“我們離開中央蘇區，進入湘、黔、川、滇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的敵情搞不清楚，是你們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們，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經常在深夜，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整理電告我們。”
對于這段歷史，當時紅四方面軍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徐向前曾給予高度評價。當時擔任紅四方面軍情報工作負責人之一的羅青長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軍報》上撰文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徐帥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談。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著落葉步入徐帥的小院。徐帥精神矍鑠，坐在藤椅上等候著我。我向徐帥稍致問候之后，徐帥就跟我談起了黨的情報工作。我當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徐帥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在歷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么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圣、王諍等，對敵情了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于在云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內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云、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并且我們破獲了他們的密碼。因此，我們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在這方面，情報工作功不可沒。”
紅軍偵聽人員的重大貢獻
在以往對長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紅軍電臺技術人員對決策所起的基礎和關鍵作用。處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視信息人才的時代，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敵我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要取得長征的勝利，紅軍電臺的偵聽技術人員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貢獻。
在長征途中，紅軍領導層與情報部門往往是形影相隨。據呂黎平回憶，長征中擔任紅軍總部二局副局長的錢壯飛“是偵破敵人情報的專家”，“那時我們幾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長）來一局向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匯報敵情，就是我們去二局查詢情況”。
據胡立教回憶：“在長征途中，我在紅軍總部二局，專注于監聽、截獲、破譯敵方電訊的工作，供中央領導同志了解敵情，有時幾天幾夜睡不上一個安心覺。”
據長征中做電臺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搞偵聽的有好幾個臺，每臺都抓住敵人一兩個軍，什么時候都聽著它。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有時加點英文。他們在通話中什么都談，部隊行動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訴。這樣，我們起碼可以知道敵人的動向和駐地。另外，當時敵人使用的密碼也比較簡單，很容易破譯。”
這些回憶清楚地表明當年紅軍電臺的偵聽工作是多么緊張，多么嚴密地監視著對手的一舉一動。他們白天要行軍，晚上要工作，無法睡覺成為家常便飯，以至經常出現邊走邊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維漢的回憶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