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等待著藥家鑫案一審的最后一步———宣判。

一審開庭20天后的4月13日，受害人張妙的父親張平選、丈夫王輝等人分別在被害人家屬量刑意見書上簽字。西安中級人民法院規定的最遲上交時間是次日16時，而他們的意見早就達成了一致：死刑，立即執行。

他們拒絕諒解藥家鑫，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諒解會讓“殺人者不償命”。他們甚至拒絕民事賠償，因為那是“帶血的錢”，他們怕藥家鑫會因為賠了錢而獲得輕判。

雖然雙方家人有過一次見面及道歉的經歷，但這次見面卻加深了張家對藥家的“不信任”。他們認為冷漠的道歉是源于藥家的“自信”，他們與藥家壓根兒就不是原告和被告的關系，而是窮人與富人的較量。

除了張家、藥家，許多與此案無關的人也在猜測中等待———20多天還未宣判意味著什么?殺人者藥家鑫到底會面臨怎樣的懲處?

于是，這樁事實清楚的簡單刑事案件，在缺乏信任而又猜疑不斷的公眾輿論里，顯得愈發迷離。

“不要賠償，只要藥家鑫死”

王輝說，“我不要藥家的錢，他的錢已經沾滿了血，拿我媳婦命換的錢我不要，你就是把藥家的錢要來，等孩子長大知道后，會罵我不要臉。”而根據張家民事代理律師許濤的測算，他們原本可以訴求53萬多元的民事賠償

4月13日，案發已經過去5個多月了，丈夫王輝依然走不出妻子被殺的現實。不到3歲的兒子毛蛋，每到晚上就一宿一宿地哭個不停，“要媽媽”。從家具市場干了一天搬運工的王輝回到家，每每聽到毛蛋這樣哭泣，就會感到：“他媽靈魂又附體了。”

雖然過去了那么久，但親人死于非命的傷害一直彌漫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王輝在妻子張妙遇害后很長時間不敢走上那條路，第一次去那里，是案發兩個月以后，“突然想去看看。”

但隨著案子的開庭審理，王輝滿腹的憤怒一下子又提到了心頭，以致于“在法庭上第一次看見藥家鑫，我蹦起來就想上去揍他”。他對記者比劃著，“桌子就那么高，要不是他們拉著，我一下就能蹦過去”。

“這就是一則事實清楚的故意殺人案。”藥家鑫的辯護律師路鋼告訴本報記者，“整個作案經過的審訊筆錄一頁多紙，手寫的，四五百字。”受害人張妙家屬法律援助律師許濤也證實了這一點，“情節很簡單”。

事實上，這更應該是一場普通的交通事故。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市大學城翰林南路路段，駕駛紅色克魯茲轎車的藥家鑫撞倒了騎電動車趕在回家路上的張妙。

根據后來警方公布的資料以及死者家屬從法醫處取得的死亡結論推斷，張妙被撞倒后僅頭部和下肢受了輕傷，如及時搶救，并不至于喪生。但令人發指的是，車主藥家鑫不僅沒有撥打電話施救，反而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朝她猛刺8刀……

藥家鑫繼續駕車逃逸，不久再次撞人被當場截獲。藥家鑫此時“平靜地給父母打了電話”，打120將傷者送進醫院。卷宗顯示，次日，藥家鑫回到學校上課，鋼琴課上到一半離開。22日下午，西安市長安區交警傳喚藥家鑫調查，藥家鑫否認了第一起車禍及殺人事件。10月23日，藥家鑫投案，被認定為“自首”。

事實清楚、情節惡劣、影響極壞，藥家鑫辯護律師路鋼坦言，“(藥家鑫)故意殺人罪是可以確定的。”

路鋼現在最擔心輿論會不會干擾法院的最終判決。雖然在3月23日庭審的刑辯中，他拋出了“激情殺人”的辯護，但在他看來，這并不是藥家鑫案被廣泛關注的真正原因。

跟輿論的集中爆發一致，受害人家屬對于藥家鑫的仇恨在一審開庭之后，燃燒到了極點。4月13日傍晚，王輝反復向本報記者提出，“不看到藥家鑫死，誓不罷休。”

他說，“我不要藥家的錢，他的錢已經沾滿了血，拿我媳婦命換的錢我不要，你就是把藥家的錢要來，等孩子長大知道后，會罵我不要臉。”

雖然，根據張家民事代理律師許濤的測算，他們原本可以訴求53萬多元的民事賠償。

“如果不判藥家鑫死刑，立即執行，我們將堅決上訴。”王輝和家人不相信司法會對弱勢者有利，與藥家相比，他們認為自己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完全屬于弱者———除了民意。他們的公民代理人張顯告訴記者，“現在很多網友都要給我們捐款，我們不要帶血的錢，我們必須讓藥家鑫死。”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張顯，作為王輝所在村莊走出去的最高學問人，在今年春節期間偶遇王輝之后，主動介入了該案。雖然自己是工科出身，且對于法律也只是一知半解，但現在他是受害人家屬方的主心骨。王輝及岳父等核心家屬剛剛簽字上交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原告家屬量刑意見書，正是由張顯起草。

“對于民事賠償，我們僅僅要求貴院將藥家鑫名下的陜A419N0紅色小轎車按照有關程序予以拍賣，以補償被害人家屬。”張顯在原告家屬量刑意見書里寫著，“對于藥家鑫父母任何以期獲得從輕處罰藥家鑫的賠償，我們一概不予接受，并對這種行為和妄想表示憤怒。”

張妙家人的“不信任”

“如果沒有能量，能夠對我們置之不理?”在王輝看來，藥家鑫父母的態度壓根兒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們農民”，繼而視此為藥家的“自信”

事實上，藥家和張家完全有可能建立信任。許濤和王輝都告訴記者，張妙的父親張平選，一位57歲的樸素農民，在女兒遇害后不久曾連續多次找到刑警隊、律師，主動提出希望見一見藥家鑫的父母，“想看看藥家鑫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樣的人，養出了這樣的孩子!”

“當時在張平選的心里，對藥家鑫父母是有同情的。”但讓許濤感到費解的是，對于受害人家屬的這一主動請求，藥家鑫父母一再予以拒絕，“不愿見面”。

王輝說，本來就是他們主動上門，自己也不會見。但岳父主動找了三次，他們竟不見，“藥家鑫殺人說是因為農民難纏，都說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看是有其子必有其父”。

路鋼解釋，當初藥家鑫父母是有顧慮的，一是錢沒湊夠，見面也沒有實際意義;二是擔心進村之后人身安全無法保障;再就是覺得沒有臉見。

王輝等人對此并不認同，“根本就沒談賠償的事，說什么錢?”安全問題更是無稽之談。至于律師后來留下的藥家鑫父母的手機號碼和座機號碼根本沒人接。只是在后來警方提出將張妙下葬后，張家通過警方先后兩次拿到了藥家提供的1.2萬元和3000元喪葬費，前后間隔半個月。

直到案發后的第128天，張妙家人和藥家鑫父母才有了迄今為止唯一一次見面。

那是2月25日。在西安市長安區一家招待所的包間內，藥家鑫的父母在律師路鋼及助手的陪同下，與張妙的父親張平選以及一教師朋友、許濤，坐到了一起。當地媒體兩位記者現場見證。

“藥家鑫的母親一進門就下跪，藥家鑫的父親則不斷說著對不起。”許濤說，雙方幾乎沒有什么交流，藥家鑫的父母將帶來的3萬塊錢放在桌上，張平選沒有要。雙方見面約持續了十幾分鐘。第二天，藥家鑫母親向受害者父親下跪道歉的照片在當地報紙上刊發。

“我當時就火了!”張顯從照片上一看到路鋼頓時就非常生氣，“前一天晚上，我們去法院領傳票，有本地報紙記者喊我們一起吃飯，路鋼在場，但始終沒有介紹，我們以為他也是記者呢，結果是摸我們底牌來著!”

張顯感覺被愚弄，“這是知道馬上就要開庭了，才來收買我們。”

這無疑加劇了雙方的芥蒂。許濤在與他們長時間的接觸中明顯感覺到，正是在這種冷漠的態度面前，“張妙家人可憐對方的心最終消失，直到演化到不要一分錢民事賠償也要看到藥家鑫死。”

“如果沒有能量，能夠對我們置之不理?”在王輝看來，藥家鑫父母的態度壓根兒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們農民”，繼而視此為藥家的“自信”。

為什么在警方介入調查之后投案仍被視為自首?為什么藥家鑫10月23日歸案，直到一個月之后的11月25日才正式批捕?為什么案發5個多月之后還遲遲不宣判?

4月13日傍晚，王輝不斷拋出一連串的質疑，認為是藥家在操控這一切。

而在3月23日的一審中，法庭突然邀請包括藥家鑫母校西安音樂學院在內的400名大學生旁聽，卻只邀請25名張妙家屬旁聽，并現場發放問卷調查，這更加深了張家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