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買賣“反性根源在于生活資源配置不均衡”
南都：在年初的兩會上，“賣淫合法化”的提案再次高票被否，而據我們所知，在你以前的觀點表達中，你是賣淫合法化的倡議者?
彭曉輝：在今年的兩會上，與性相關的提案有三個：性買賣合法化、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降低法定婚齡到18歲�，F階段看，我暫時還不認為買性賣性合法的條件成熟了，可以去罪化加社會管理化;買賣性可以不定為違法或犯罪么，加上社會措施的有效管理就好了。妓女?賣淫?這些詞本身就帶有貶義，本身就不公平。所以，我本人愿意使用“買性賣性”這種表達。我完全支持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和降低法定婚齡到18歲這兩個提案。
在世界范圍內，買性賣性合法化的國家還是少數，這與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態、習俗有關。買性賣性合法化對于有的國家是有利的，例如北歐、德國、澳大利亞，還有美國的某些州。那么，我們會有趣地發現，為何買性賣性合法化的國家全是發達國家或地區?為何非發達國家或地區從沒實行買性賣性合法化?
西方發達國家貧富差距相對平衡，在性資源配置方面相對合理而均衡，即使買賣性合法，也不會有太大的動蕩。性資源是隨著生活資料的配置而配置的，通俗說，誰手里有“香餑餑”，誰就能吸引性資源。“香餑餑”多，擁有的性資源也就多，這樣就造成擠壓效應，結果是社會底層的性資源被剝奪。
在這樣的社會，“反性”的思潮恰恰表現在社會的兩極，社會最高層和最底層都是反性的。反性的意思就是對性持消極和禁錮態度或政策。底層是真的反性，不真反性就被剝奪得更多，而貧窮勢必會出現買性賣性現象，這又很難禁止。而高層的反性是一種姿態，在文化形態和政策制定上要迎合底層群眾的愿望，這是管理社會的需要。而恰恰是社會的高層，獲得了更多的性資源。反性的根源在于生活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導致性資源配置也不均等。
同性戀婚姻“他們的婚姻未合法化，4億人不幸福”
南都：在你看來，支持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的理由是什么?
彭曉輝：同性戀者在人口上的構成比是3%-5%，在東西方文化體系、叢林文化系統中都是這個比例。這不得不讓我們思考，同性戀更可能是生物學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文化原因造成的。雖然我們還沒有找到哪一個確切的生物因素和人的性取向相關，但其生物學成因的很多跡象都表現出來了。另外，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同性戀者僅僅是性取向不同，在智商、情商、社會交往、事業方面與異性戀者沒有任何不同。人群中使用左右手的比例也不同，你不能說，使用左手的人就有病吧。
必須強調的是多項研究發現，同性戀不是病態，嚴格上講，機體結構有損傷、生理功能有紊亂和精神有疾患才算是病態，但是同性戀者在這三點上都不符合病態的定義。
1886年克拉夫特-埃賓提出“同性戀病態觀”，把同性戀的罪惡觀轉變為病態觀，這是一種進步。當時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的一千年里，認為同性戀者是罪犯，要處以極刑。反之，中國文化對于同性戀者是很寬容的。僅僅是很短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國對同性戀者的性行為有刑法的處罰，而西方對同性戀者處以極刑的階段長達千年。
既然同性戀者是正常的人，那么，就應該和異性戀者一樣取得同等的權利。同性戀者婚姻不合法化，將有4億人不幸福!
南都：4億人的說法來自統計還是推算?
彭曉輝：同性戀者在人口上的構成比是3%-5%，中國14億人，我們以3%的最低比例算，近4000萬人是同性戀者。男女同性戀者為3比1，初步算出有3000萬男同性戀者，1000萬女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婚姻未合法化，你非要逼著4000萬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結婚，就意味著，另外4000萬的異性戀者要么就是“同妻”要么就是“同夫”，同性戀者的妻子簡稱為同妻，同性戀者的丈夫簡稱為同夫。這樣算來，這8000萬人就既不性福也不幸福。按照常理，一定要生一胎，這就是4000萬孩子。這樣的核心家庭就是1.2億人，另外涉及到老人，一方2個老人，雙方就是4個老人，加起來就是2億人。三代人2個億，因為同性戀者婚姻未合法化，直接導致這2億人長期處于不幸、悲憤乃至悲劇之中。另外還涉及到親戚，這個數量再翻一番，就是4億人!
因為同性戀者婚姻未合法化，4億人不幸福!孩子不一定要自己的親生骨肉，同性戀者領養孩子不可以嗎?有那么多中國的孤兒被外國人領養!最近不是有同性戀男孩的媽媽公開宣稱，同意他公開同性戀身份，這是可喜的。性和生育是可以分開的嘛，同性戀者也可以采取輔助生殖技術生養孩子啊!
“遞套教授”“我愿意戴上這個帽子”
南都：如果按照你的倡議，可能有人不免擔心，買性賣性以及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會不會導致性傳播疾病的泛濫甚至失控?會不會將社會倫理、道德和現實導入災難?
彭曉輝：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文化的開明化，使得買性賣性就合法化了。一個國家如果發達到這個程度，即使買性賣性放開了，也不會產生太大的沖突，買性賣性合法化其實是一個文明的標志。
這在如今買性賣性合法化、同性戀者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可以找到很多例證。
現代青年人對性的表達，是堵不住的。事實擺在這里，必須要正視這個事實，就得調整。我們拿北歐的瑞典來說，高中生90%都發生了性行為，但他們的非意愿懷孕率世界最低，他們的性傳播疾病、艾滋病感染率在世界最低的行列，他們的人工流產率也是世界最低的行列。
簡單地認為，婚前性行為就是導致非意愿懷孕率和人工流產率升高?就會導致各種疾病的感染?這個結論是不對的。只有不安全的性行為才會導致這些后果。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尊重客觀事實，提供各種社會服務，這才是我們的政府、教育機構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而不是空喊道德口號。
“遞套教授”的稱呼我并不在意，我愿意戴上這個帽子，這提醒人們采取安全的性行為，為何不為?至于“性工作者”的戲謔稱呼，我也不太在意，因為我視性工作者為自己階層的一員，他們都是普通人。
南都：最后我們很想知道，一年前你那位被媒體報道過的女碩士生是否找到了工作?在中國當下，性學研究和教育面臨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彭曉輝：謝謝大家關心。去年被媒體炒作的碩士生已經在一所大學找到了與其專業相關的工作。對在讀研究生將來的職業取向，我持樂觀看法。我只是感到性教育難，難在“領導攔”。這是因為，學校性教育的阻力往往來自有行政職務者，這是因為他們的決策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負責使然。所以，我常常也有一個觀點：性教育要從領導抓起!因為，他們也缺乏這個知識能力，這也是他們對性教育持消極態度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