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降清時間先后及歸降后的功績多寡
是否為清初從龍入關的老遼東漢人是八旗漢軍出旗的又一項重要衡量標準。如上文所述，發自乾隆七年的第一道漢軍出旗上諭中明確提到：“八旗漢軍，其初本系漢人。有從龍人關者，有定鼎后投誠者，有緣罪人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有內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異姓，并隨母姻親等類先后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系舊有功勛，毋庸另議更張。其余各項民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于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情愿改歸原籍者，準其該處人民一例編入保甲。有情愿外省居住者，準其前往居住。此內如有世職，仍令許其承襲，不愿出旗者聽之。”此段上諭包含了三重含義，首先，漢軍原本就是漢人，出旗后應與漢人一體對待；其次，清初從龍入關的八旗將士要區別對待，免其出旗；最后，漢軍的出旗完全出于自愿。此上諭發出后，清廷又加以規范，“前降諭旨……原指未經出仕及微末之員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應星請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由此可見，在漢軍出旗伊始，由于漢軍中上層的手中握有較大的權力，更不必為生計擔憂，因此多不愿出旗，反而是眾多真正需要照顧的底層漢軍甲兵大量出旗，陷于孤苦無依的境地。也就造成了“有力愿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之后，無以為生”的局面。
八旗漢軍的編組是隨著與明王朝的戰爭逐步升級，并在大量降附漢人的加入下不斷得到擴充。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由于松錦之戰后，降俘的人眾甚多，時機也已成熟，清太宗皇太極將原有漢軍四旗加以擴充，編成八旗漢軍。史載：“設烏真超哈八旗。”旗色、官制均與八旗滿洲相同。八旗漢軍編成時，有兵“兩萬四千五十”。八旗漢軍所轄佐領，崇德末年共有157個，又半分佐領5個；入關后陸續將降附漢人及三藩上層人員編為佐領，順治年間凈增47個，又在兩個半分佐領中增加人丁編為整佐領。順治十五年（1658年），共有漢軍佐領206個，又半分佐領三個。康熙朝，因大量三藩余部的加入，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漢軍佐領又增至258個，又半分佐領一個。雍正末年八旗漢軍佐領增至270個。結合入關前后的漢軍佐領數目可知，八旗漢軍約有113個佐領是在人關以后編成的，這些佐領成員多是投降的明軍殘部和農民軍余部。史載：順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以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等招降公、侯、伯、總兵、副將等官三百七十四員，撥入八旗”。第二年四月，又“分隸投誠官于八旗，編為牛錄（佐領）”。此外，據《清史列傳》記載，劉芳名、李國英、許定國、馬得功、田雄、白廣恩等明朝降將，均先后編人了八旗漢軍。這些由人關后歸降人員編成的漢軍佐領或拱衛京師或駐防各地。查《欽定八旗通志·旗分志》，在乾隆年間漢軍出旗過程中，禁旅八旗中僅裁減歸降漢人組成的佐領半個，即由臺灣劉國軒與鄭氏族人合編的正紅旗第五參領第一佐領。其中原因，主要是大量入關后新編成的漢軍佐領，是以駐防的形式駐扎在各地。
除上述從龍入關人員以及入關后的歸附者外，考察八旗漢軍還必須要關注這支軍隊中的一股特殊勢力，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三順王及續順公”所部人員的編制變化。所謂“三順王”及“續順公”，是指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崇德年間先后降附清朝后金的明朝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沈志祥�？�、耿、尚三王與續順公沈志祥及其親族雖在清初就已編人八旗漢軍，但其所部并未隸屬于八旗漢軍，只是在編制、待遇等方面與八旗漢軍相似。三王、續順公以及后降的吳三桂所領舊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綠營的一種特殊的軍事編制。這是清初統治者對降兵降將實施籠絡和利用獨特政策的結果。直到“三藩之亂”后，他們所隸舊部以及三王、續順公的后代子孫才被歸入八旗。這也是康熙朝八旗漢軍佐領數有較大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里重點討論的是在三藩之亂后被編入八旗漢軍的所謂“叛逆”，在乾隆朝八旗漢軍大規模出旗的浪潮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滴醯燮蕉�“三藩”叛亂后，吳三桂所部，除散其裹脅者外，悉發邊遠充軍，以罪人待之，不編入旗岫。此外尚有余存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殘部，因為實力已受到極大的削弱，“其藩下諸部落亦分隸旗籍”。至此，三順王、續順公的余部才完全被編入漢軍。三順王和續順公沈志祥本人及親族分別整編的八旗漢軍佐領，入旗較早，而且在漢軍出旗過程中基本保持穩定。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命尚之孝、尚之隆等家下所有壯丁，分為五個佐領，隸鑲黃旗漢軍旗下”�？贾T《欽定八旗通志-旗份志》，尚氏所領有的五佐領在乾隆六十年仍然存在，而其他三王所屬佐領也并未削減，這就說明在八旗漢軍裁減的過程中，由三順王和續順公沈志祥本人及親族編成的佐領似乎并未受到波及。至于原隸屬藩下的普通士兵在被編人各地駐防漢軍后，在乾隆裁減漢軍過程中并未受到優待，與駐防各地的八旗漢軍一同出旗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