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旗后的生存能力及適應性
在確定漢軍出旗人員時，易為人們所忽略的是，清廷也將出旗人員的生存能力作為判定出旗資格的一項重要標準。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因（漢軍人等）祖父曾外任置有房產，及在外有親屬可依賴為生，“潛往各省居住者，頗自不少”，因而明降諭旨“聽從其便”。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準在京八旗漢軍，駐防內別載冊籍收養子、開戶人等出旗為民，入籍何處聽其自便，本身田產準許帶往。漢軍京官外任綠營員弁及文職等官現在捐納候缺人員，閑散進士、舉人、生員，翻譯進士、舉人、生員等，俱準其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準六品以下現任文職漢軍官員及兵丁閑散人等，情愿改籍者，轉行各該省州縣收入民籍，并議準，“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依靠之處，任其隨便散處，愿為民者聽”。由此可見，清廷并沒有對出旗的漢軍人員完全采取不管不顧的態度，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量挑選有較多資產和謀生能力的人員出旗，其本身自有財產亦準許出旗人員攜帶出旗，以備謀生之需，其用心可謂良苦。但在八旗制度下，長期保持的單一軍事職能使絕大多數漢軍人員缺乏謀生技能，即使略有資財，也在出旗后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盡，逐漸陷入貧困之中。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漢軍出旗也并不是完全被動、強迫的結果。早在康熙中期，八旗漢軍就不斷爆發要求改善糧餉待遇的斗爭，甚至以“逃旗”相抗爭。至乾隆初年，除漢軍旗人外，許多滿、蒙旗人也加入了逃旗的行列。據乾隆十年（1745年）的統計，僅山海關、熱河、張家口等地一年之內，“各處報逃之案，竟有二百五十余起之多”。盡管清廷為此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對逃亡八旗人丁甚至以逃人論處，但仍無法完全制止。加之生計日艱，清廷審時度勢之下，也就不得不準許漢軍出旗。
